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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軍駁徐偃的話還有不少，不作詳引，後來徐偃理屈詞窮，只好等死，而終軍的這番詰難大受漢武帝欣賞，還被下發張湯學習。但是，切莫以為「王者無外」就真的戰勝了「專斷於外」，同是漢武帝時代的呂步舒審斷淮南王謀反案，本著「專斷於外」的春秋大義整掉了好幾千人，同樣大受漢武帝的表彰。

無論如何，《春秋》的二百四十二年所記畢竟是封建社會的陳年舊事，越來越難適應於皇權專制的社會轉型了。一般來說，不論是聖人經典還是民間曲種，凡遇到此種情況，前景不外二途：要麼被歷史的發展所淘汰，要麼就與時俱進，主動去適應一個又一個的新時代、新風貌。前文中孫覺等人的解經就是一個典型：要在皇權社會裡闡釋封建思想（這裡用「封建社會」的原始意義），闡釋得越深刻，或許就離經典的本義越遠。就這類思想典籍來說，政治與學術畢竟是在兩條路上，政治上要與時俱進，學術上要溯本求源，漸行漸遠也許才是正常之態。

關於邾儀父和魯隱公的這次的盟會，歷代專家們在義理上作了無窮的辨析，但從事實來看，稱名和稱字的原因也許相當單純，這點可以參照徐復觀對周代姓氏問題的一段分析：「西周以前，姓氏兩個名詞，常常可以互用。自周初始，則姓以標國，氏以標族。有氏始有族，否則在小宗五世之後，只能算是無所繫屬的孤單的一人一家，此時雖可向上追溯於他的姓，但姓只能由大宗、國君代表，他人不能稱用，等於沒有姓。所以「《春秋》隱、桓之間，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既未賜氏，又不敢稱姓，故僅稱名。如在國外，既不能稱姓而又無氏，則在名上冠以國名。如宋之公子朝，在國外則稱宋朝；衛之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者是。」821

（六）地期與時間，小信與大信

問：「公及邾儀父盟於眜」，這個「眜」是指什麼？

答：這是指會盟的地點。（「地期也」）

——這裡又遇到《春秋》所謂「義例」。邾儀父和魯隱公相約於蔑（眜），舉行會盟儀式。何休說：「『公及邾儀父盟於眜』，這個『於』字也是大有深意的：『凡以事定地者加於，以地定事者不加於』。」徐彥跟著解釋，822大意是說：比如張三在北京，李四在海南，某天通了個電話，約好第二天飛到上海簽個合同，按照《春秋》筆法，這件事就可以寫作：「張三和李四簽合同『於』上海。」可如果北京的張三和海南的李四同在上海辦事，某天兩人通了個電話，然後見面簽了個合同，按照《春秋》筆法，這件事就不能再說「張三和李四簽合同『於』上海」了，而要說成：「張三來上海辦事，遂及李四簽了合同。」——這個分析主要是從文法上著眼。公羊學家不光講大義，也講文法的。

當然，文法之外更要緊的還是大義：從「於」字上嚼出了文法，從「三月」這個看似單純的時間記錄上嚼出了大義。何休認為，雖然孔子對邾儀父的這一作為作了表彰，但總體而言，凡書盟者都是批評。大家搞盟誓總要指天劃地的，說些諸如「誰反悔誰就如何如何」之類的話，大非君子之風。從《春秋》書寫體例上看，凡是把盟會時間精確到「日」（書日）的，都是暗含批評，意思是以盟日的歷歷在目來彰顯會盟者的背信棄義，而會盟者之間的誠信是為「小信」。

有「小信」當然也有「大信」。「大信」在時間記錄上不是精確到「日」，而是精確到「時」（季節），比如，同樣是「張三和李四簽合同於上海，」，但「2000年春，張三和李四簽合同於上海」和「2000年1月15日，張三和李四簽合同於上海」所表達的褒貶完全不同：前者表示「大信」，是褒，暗示著張三和李四都是信約守諾的模範市民；後者表示「小信」，是貶，暗示著張三和李四後來撕毀合同、背信棄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