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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分析聯絡到邾儀父身上，卻有些讓人糊塗了，因為《春秋》對邾儀父和魯隱公的這次會盟既不是書日，也不是書時，而是取了個中間值——書月，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眜）」，這個「三月」又該怎麼解釋呢？到底是褒還是貶呢？

另一個問題是：前邊才講邾儀父稱字表示了孔子對他的褒獎了，應該不會又用書月來表示貶斥吧？

何休和徐彥的意見是：稱「邾儀父」表示褒獎，稱會盟日期表示貶斥，這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前者之褒，是因為邾儀父第一個慕新王之義前來修好；後者之貶，一是因為會盟之事一般都該貶一下的，二是因為從《春秋》後文來看，在魯隱公七年有「公伐邾婁」，兩國又開戰了，可見隱公元年的會盟是小信而非大信。823

事情當真如此嗎？畢竟人與人之間、諸侯國與諸侯國之間，總免不了有一些來往，自然也免不了有一些約定，為什麼孔子（或公羊家眼裡的孔子）對會盟之事採取如此的態度呢？那麼，既然會盟行為在社會生活中是免不了的，他（他們）又認為怎樣做才是正確的呢？

公羊家對此是有過正解的。何休和徐彥搬出《春秋經·桓公三年》的一段話作為榜樣：「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824這是說：桓公三年夏天，齊侯和衛侯在蒲這個地方「胥命」。——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裡表示時間的詞是「夏」，也就是依「書時」的義例，既沒有記載月份，更沒有記載具體日期。而所謂「胥命」，依公羊家的解釋，也是一種會盟，和一般會盟的區別是：一般會盟要搞歃血儀式，胥命卻沒有這種儀式。《公羊傳》是讚許「胥命」這種方式的，並總結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825這就是說，古人社會風氣好，如果要有什麼約定，口頭一說就夠了，不搞發誓賭咒立盟約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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