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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清代，黃中松作《詩疑辨證》，辨析周人先賢古公亶父的名字，說不能一看見「父」就認為是字，從《左傳》來看，以「父」為字的雖然很多，但以之為名的也不是沒有。黃雖然在「以『父』為字」的例子裡列舉了邾儀父，但他「不能一看見『父』就認為是字」這個結論顯然更加重要。814

顧炎武也感覺此事可疑：附庸小國無爵可稱，如果直書其名，顯得不夠客氣，不是待鄰國國君之道，那就稱字好了，以示其地位低於子爵、男爵而高於夷狄。所以，《左傳》說「貴之」，《公羊傳》說「褒之」，都沒道理。這無非是魯國史官記事的常例罷了，並不是魯史本來寫作邾克，而孔子特意改成邾儀父以示微言大義。815

持此論者還有人在。顧棟高引方苞的研究，說「儀父」根本就不是「字」，而是「名」——不要以為凡是帶「子」、帶「父」的就都是字，這太過籠統了，比如介子推、儀行父等等，都是名而不是字。《左傳》說邾儀父名克，其實從時間上推算，邾儀父和邾克是兩個人，邾克是邾儀父的兒子。

方苞的分析不止為顧棟高一人採信，而問題是，經學家如果信了方苞，原本的微言大義就需要修訂。清儒郝懿行《春秋說略》就是這樣，認為「儀父」是名而非字，《春秋》之所以稱邾儀父，是因為邾國當時只是附庸小國，地位低，等後來有了爵位了，《春秋》才以爵位稱之。郝認為這才符合春秋大義，因為經文稱「公及邾儀父盟於眜」，按照《春秋》的書寫體例，這個「及」字是有講究的，只能由內及外，不能由外及內——這個內，指的是魯國；外，指的是外國。（案：就像現代的中日邦交會談，雙方寫字留念，中國這邊的只會寫「中日友好」而不會寫「日中友好」，日方同理。）這就是「以內及外」的原則。還有一個原則是「以大及小」，魯國是侯爵國，邾國是附庸國，所以要先寫魯國，然後才「及」邾國，如果寫反了，那叫「以賤及貴」，就不對了。816

這樣看來，「儀父」到底是名還是字，實在關係重大，影響到國際關係上的一些原則問題。如果真讓方苞他們說對了，舊的微言大義便有根基被動搖的危險，而新的微言大義則會趁虛而入。這問題是非名即字，非黑即白。方苞的說法斬釘截鐵，總而言之就是：「《春秋》從無書字之法。」顧棟高以方說為據，詳駁胡安國，從《春秋》經文連連舉例，讓胡安國理論難以自圓其說。顧最後說到杜預對《春秋》裡凡是稱名的都認為是孔子的貶斥，但《春秋》的編寫體例若當真如此，子貢那些孔子的高足們肯定是瞭解得一清二楚的，但孔門後學在魯哀公十六年續寫《春秋》（見於《左傳》），記載老師之死，其用語卻是「孔丘卒」，而非「仲尼卒」，難道連孔聖人也一道貶了不成？817

再說宋代《春秋》學，也並非孫復、孫覺等人一統天下，以文學知名的「三蘇」對《春秋》都有研究。蘇轍的《蘇氏春秋集解》就是一部著名的走樸實學風的專著。對孫覺等人的義理，蘇轍找出了有力的反例：你們不是說孔子在《春秋》裡凡是會盟都是貶斥嗎？可孔子在《論語》裡明明盛讚過齊桓公九合諸侯，還說要不是管仲出力，我們早變成野蠻人了。《孟子》談到孔子著《春秋》，也引孔子的話大談齊桓公和晉文公。這樣看來，孔子怎麼可能反對諸侯會盟呢？818

蘇轍的反駁是相當有力的：如果《春秋》的孔子和《論語》的孔子不存在矛盾，那麼把《春秋》對會盟的記載視為孔子的貶斥就沒道理。蘇轍是否也像何休那樣，認為對邾儀父的稱字型現了孔子的褒獎呢？蘇轍認為，《春秋》對會盟時間的記載僅僅出於客觀理由罷了，而許多經學家都相信其中也是蘊藏褒貶的。——具體到邾儀父這個例子裡，就是會盟的時間：「三月」。

蘇轍是樸素的，孫覺他們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