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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管窺當時蜀學與洛學的一點異同，也可以看出時代背景與政治風貌對學者幹擾程度的深淺。及至元祐年間，「蜀洛交爭黨禍深」，819學術之爭伴隨政黨之爭（所謂黨爭，至少從攻訐者的表面言辭來看），掌握真理似乎越來越不容易了。《漢書·終軍傳》的一段記載正可以作為這裡的參考——那是在諸侯會盟問題上兩方各執春秋大義互相辯難：

漢武帝元鼎年間，博士徐偃奉命巡視郡國風俗，擅自準許膠東國和魯國冶鐵曬鹽。等徐偃回京交差，很快便大難臨頭：大法官張湯認為徐偃的矯制行為是國家大害，徐偃論罪當死。——張湯的說法確實在理，但問題是，其一：漢武帝時代正是個新舊鼎革的臨界點，其二，徐偃到底也是位博士官，經學水平遠比張湯要高，而當時的經學幾乎就是實用政治學，所以，徐偃在這生死關頭引春秋大義辯駁道：根據《春秋》精神，大夫出疆，如果遇到有利於社稷、百姓的事情，是可以不經請示而專斷於外的。

徐偃搬出了春秋大義，張湯可沒話說了。此情此景，漢武帝派出了終軍協助審案。終軍對徐偃，以春秋大義對春秋大義。終軍說：「古時候的諸侯國，百里之隔即風俗有別、不能相通，互相之間常有會盟之事，安危形勢常在呼吸之間，所以你為自己辯護的那條春秋大義在當時是合情合理的。可現在世界變了，天下一統，萬裡之內同風同俗，正是《春秋》所謂『王者無外』，天下四方全是皇帝的地盤。你說什麼『大夫出疆』，現在哪有出疆可言？」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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