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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國外的軍官們沒有被改造成新人，相反，他們的普遍選擇是回國，並堅信阿富汗應當保持獨立。

在伊朗也有類似的情況。只要有聽眾，伊朗國王便會吹噓說自己才是這個國家的救星。“我靠著非凡的洞察力拯救了伊朗，”他對採訪者說道，“我的統治挽救了這個國家，這是因為真主站在我這一邊。”當被問到為什麼沒有人敢在德黑蘭的大街上提及國王的名字時，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現象可能與維持其極權統治的暴力機構有關。“我猜”，他說道，他們不談論國王也許“是出於尊敬”。

這種典型的自欺欺人的心態還蔓延到了對共產主義的看法上。“共產主義者圖謀不軌，”伊朗國王輕蔑地表示，“共產主義者不是政治犯就是刑事犯……他們是我們必須要消滅的。”然而，幾乎就在下一秒，他又大聲宣稱伊朗樂於“與蘇聯保持良好的外交和貿易關係”。這正反映出冷戰時期，這些位於亞洲屋脊的國家都試圖在美蘇之間達成微妙的平衡。伊朗國王憑藉經驗知道，激怒北方強大的鄰國會招致嚴厲的反擊。因此，最好的策略就是在與莫斯科如膠似漆的同時，接受美國和西方的支援。他很高興與蘇聯達成一系列購買榴彈發射器、高射炮和火炮的協議，並允許蘇聯的技術人員協助建設伊斯法罕的鋼鐵廠。

雖然這種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的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反映出這一地區國家的艱難處境。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結盟都會立即引起另外一個超級大國的反應；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疏遠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並容易給反對勢力可乘之機。1968年伊拉克的一場政變，使得蘇聯人有機會加強他們在過去十年中一直努力維繫的紐帶。現在，這些努力收穫了成果：1972年，雙方簽署了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條約》。在倫敦看來，這完全等同於正式的“與蘇聯結盟”。

此後，蘇聯的政治觸手不斷延伸，這讓華盛頓非常焦慮。1971年，莫斯科與印度簽署了一項為期25年的和平、友好及合作協議，蘇聯將向印度提供一系列經濟、技術和軍事援助。當達烏德和他的左翼支持者在1973年靠著政變上臺後，阿富汗的局勢也開始急轉直下。眾多伊斯蘭政要或被迫或主動地逃離了這個新政權。他們在巴基斯坦找到了歡迎他們的家園，特別是在奎達周圍所謂的部落區。他們在那裡得到了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政府的積極扶植，後者將這些人視為破壞阿富汗新政權的工具，以及讓自己獲得本國宗教人士認可的捷徑。

隨著位於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之間的人們奮力掌握自身的未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從撲朔迷離的局勢中應運而出。薩達姆？侯賽因後來常常說，當1972年伊拉克完成了石油工業的國有化並掌握了自身的命運之後，這個國家才真正獲得了獨立。西方人對當地人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薩達姆宣稱：“外國統治和異族剝削”的時代“結束了”。

擺脫外國強權運動的背後動力是石油，它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且影響深遠。新一輪的變化開始於一場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利比亞年輕軍官所領導的政變，這位軍官在英國受訓時曾經被指導他的英國教官形容為“活潑、勤奮，而且認真負責”。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在剛剛奪取政權的20世紀70年代初，他要求大幅提高利比亞的石油收入（當時利比亞的石油佔到了歐洲進口總量的30％）。“兄弟們，”他向他的同胞宣告，“革命不會讓利比亞人貧困，因為我們擁有著巨大的石油財富。當我們住在茅屋和帳篷裡時，外國人卻住在宮殿裡。”卡扎菲繼續說道，別的國家已經將人送到了月球上，而利比亞人卻被剝削得連水和電都沒有。

新政權堅持要求合理的石油價格，這讓當地的一些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