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毒與藥：“毒”的兩面性在中國傳統藥學中如何體現？(第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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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中國》第二季（2019）劇照。

《神農本草經》中的毒藥

“毒”的兩面性在中國傳統藥學中如何體現？該問題將我們引向中國第一部藥學專著，約成書於1世紀的《神農本草經》。這部藥學經典的書名值得我們注意。“本草”一詞最早出現在漢代，既指藥物知識，又指記載此類知識的文字。正如英文單詞“root”（根）有比喻義，“本草”的字面意思是“根源於草”（“本”用作動詞）或“根與草”（“本”用作名詞），它表明了草藥在漢代藥學中的顯著地位。中國的本草書類似於歐洲的一類藥學著作，這類著作通常稱為“ateria dica”，可以追溯至1世紀古羅馬醫生迪奧斯科裡德斯的奠基之作《藥物論》。這兩類書都列出了許多藥物，並說明每一種藥物的屬性、產地、外觀與用途。

那麼誰是“神農”呢？作為《神農本草經》託名的作者，他是一位在遠古之時開創農業、造福子民的聖人。他還被認為發現了有用的藥物，這為他贏得了中國傳統藥學創始人的名號。西漢《淮南子》記載，神農遍嘗百草，為其子民鑑別合適的藥物，一日而遇七十毒。這個故事表明，日常經驗和試錯的努力在古代中國藥物知識的積累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神農的醫學身份在漢代已經牢固確立，當時的文獻把他和其他幾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如黃帝、雷公，視為遠古時期掌握了純正的醫學知識的聖人。因此，將一部書託名神農，展現了一種從想象中的輝煌過去找尋失落的藥學智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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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農本草經》真正的作者並不為人所知，它可能是由漢代一些專司藥事的官員編撰而成。身為“本草待詔”，他們在宮廷有需要時應詔進宮，平時待命。漢代文獻常常把這些知識淵博、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專業人士與“方術”之士相提並論。“方術”一詞涵蓋了各種不同的奇技秘術，如觀星、風水、煉丹、占卜等。本草待詔或許會和這些術士交流藥物知識，並將其納入本草書寫中。

作為中國第一部系統的藥物著作，《神農本草經》是中國傳統藥學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之後所有的本草著作都恪守其對藥物進行分類和界定的基本框架，並仰仗其經驗知識指導醫學實踐。我們幾乎不知道該書如何形成、來源為何，只知道它總結了已積累幾個世紀的藥物知識。證據主要來自漢墓出土的醫書，其中有兩組醫書尤其具有啟示性。第一組是從湖南馬王堆（約封墓於公元前168年）長沙國丞相利蒼之子利豨墓中出土的醫方集，這批帛書包含近300個醫方，主治52種疾病。據保守估計，該醫方集用到了200多種植物藥、礦物藥和動物藥，供內服或外用。其中有70多種藥也出現在《神農本草經》中，這暗示漢代的本草書可能從方書中汲取藥物知識。

第二組醫書表明了《神農本草經》成書的不同路徑。這批竹簡出土於安徽雙古堆（約封墓於公元前165年）當地一個貴族的墓中，上面列出了100多種藥物，每一種都旨在治療一種疾病或產生某個神奇的效果，如“疾行”“輕體”，後者可以使身體翻山入雲。有鑑於竹簡的開頭出現了“萬物”一詞，可以說這些竹簡呈現了一種早期的博物學，其目的是指認天下萬物可能的用途。因此，漢簡《萬物》逸出了醫療範疇，列舉了諸物在漁獵、製衣、製作燃料等其他方面的用途。這批竹簡殘破不全，囊括了五花八門的資訊，但它們為我們理解中國本草書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證據，揭示早期的本草書寫將藥物知識納入了更廣闊的博物學討論中。

我們有必要在考察《神農本草經》的內容之前，瞭解一下漢代醫書編纂的大背景。漢代的所有醫學文字均已佚失，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簡牘殘片，包括上文提到的那兩批出土醫書，是這一時期唯一的直接史料來源。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