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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時許多人的看法不同，我並不認為，共產主義者的危險是無法遏制的。它的確是一種威脅，但並非不能應付，我贊同約翰&iddot;f&iddot;甘迺迪總統的觀點，他發出號召，要求美國和西方國家承擔起進行長期鬥爭的重任。&ldo;每一個國家這都應知道，&rdo;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道，&ldo;無論它對我們抱有善意還是惡意，我們都將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義務和艱難困苦，支援朋友反對敵人，以確保自由的生存和實現。&rdo;

我對印度支那特別是越南的近期歷史是有所瞭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人胡志明就已開始從事解放祖國的活動。我也知道，日本於二戰時期佔領了這個國家，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宣佈了越南的獨立，但是，美國卻又預設了法國重返印度支那地區，這主要是擔心，一旦法美關係出現裂痕，將給抑制蘇聯在歐洲的擴張帶來困難。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中，法國對胡志明的軍事行動受到了我們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則是那些中國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國的眼裡，印度支那正是我們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戰中至關重要的堡壘。

五十年代期間，顯而易見，越南共產主義者的運動與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 [ 譯者註：馬來亞是馬來西亞西部的地區，一九六三年成為馬來西亞的組成部分 ] 和菲律賓的遊擊隊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因此，我們並沒有將這些活動視為民族運動‐‐就像以後他們表現的主流那樣‐‐而是將它們視為共產黨人為在亞洲建立自己統治而進行的統一行動。正是按照這一邏輯，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迪安&iddot;艾奇遜將胡志明稱為&ldo;印度支那國家民族獨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敵。&rdo;

我還知道，艾森豪政府全盤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觀點，即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儘管，它明顯並不情願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派遣到這一地區，但有關共產黨人在該地區造成威脅的警告則不絕於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總統發表了他著名的預見，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ldo;緊隨其後的，&rdo;就像&ldo;多米諾骨牌&rdo;一樣。他接著說道，&ldo;這種損失將極有可能給自由世界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rdo;這一年，我們從法國人手中接過了責任，承擔了保護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線以南部分的義務。我們也開始就東南亞條約進行磋商，有條件地承諾了對印度支那的保護。並且，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們將七十多億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強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最後，我還意識到，在擔任參議員之時，約翰&iddot;f&iddot;甘迺迪就對艾森豪關於東南亞的觀點作出過積極的反響。&ldo;越南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一塊基石，&rdo;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道，&ldo;它是我們的子孫，我們絕不能拋棄它，我們不能無視它的需要。&rdo;在擔任國防部長之後，兩方面事態的發展強化了我考慮越南問題的思路：古巴與蘇聯之間關係的日益密切，和蘇聯在柏林進行的新挑釁。兩者似乎都標誌著共產黨人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按照這一思路來考慮問題，在越南加強美國的勢力就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了，因為，越南的喪失以及其後的多米諾現象，極有可能使我們失去整個東南亞。

然而，我對東亞問題仍然所知甚少。我從未去過印度支那半島，也不懂得那裡的歷史、語言、文化和價值觀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許多人在這方面與我完全相同，這包括約翰&iddot;f&iddot;甘迺迪總統、國務卿迪安&idd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