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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一致透過，&ldo;因歷史語言研究之重要，決設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廣州，委任傅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為常務籌備委員&rdo;，以傅斯年為掌門人。這一&ldo;無中生有&rdo;（傅斯年語）的學術機構的正式設立，令學界人士為之側目，即是神通廣大的胡適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戲稱傅氏&ldo;狡兔二窟&rdo;。[36]

1928年4月，國民政府決定改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獨立研究機關，任命蔡元培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楊杏佛任總幹事。下設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長如下：

地質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魯；氣象所竺可楨；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學所王進；工程所周仁；社會科學所楊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設在廣州東山柏園。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應聘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這一抉擇，是傅斯年人生旅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是中國史學異軍突起的坐標系，接踵而來的，將是一個&ldo;開闢史學新天地&rdo;的偉大時代。

就在史語所成立之時，傅斯年與顧頡剛緣分已盡，開始出現裂痕與衝突。

傅、顧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沒有特殊的標誌性事件供後人評斷，據顧頡剛的女兒顧潮說，主要原因是兩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顧與傅在北大同窗時，談及各人的理想與志向，顧謂最強者乃知識欲，傅斯年謂最強者乃政治欲。兩人都有剛強的性格，傅斯年博學多才，極具辦事才幹，甚欲在學術界成為領袖人物，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但脾氣暴躁，霸氣十足，在各個方面想把顧氏壓服，聽命自己的調遣。而顧頡剛則傾心自己的學問，生性倔犟，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聲言只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於是二人關係越來越僵，終於釀成了不能合作之局。

1929年2月，顧頡剛趁中山大學領導人戴季陶、朱家驊不在校之際，攜眷悄然離開了廣州返回北平。同年9月受燕京大學之聘，出任歷史系教授。隨後，顧頡剛分別致信戴季陶、朱家驊，正式辭卻中山大學教職。自此，顧頡剛徹底脫離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顧頡剛。而傅、顧二人天南地北，時聚時散，卻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攜，終生再也沒有一起共事。後來，傅斯年接替胡適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與顧頡剛重續舊緣，聘顧氏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為傅氏驅使，以免遭到壓迫與征服的恥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覺惱火，竟暴跳起來，並寫信挖苦顧頡剛：&ldo;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rdo;顧頡剛閱信後則漠然置之，在日記上反諷曰：&ldo;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後自有公評，不必辯也。中國學校聘外國教員亦多，豈此外國教員亦為作亡國之準備乎？&rdo;[37]從此永未回頭。

顧頡剛出走後，作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開始以他的霸氣與超人的辦事才能，四處網落人才，並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趙元任兩位導師身上。

注釋：

[1]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援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載臺灣《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

[2]伍淑《憶孟真》，原載《傅故校長哀錄》，第2卷。轉引《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興澤編，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

[3]胡適《序》，載《胡適作品集》，第二十五卷，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4]在&ldo;新文化運動&rdo;中立過汗馬功勞的《新青年》，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