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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創刊，1916年1月改名《新青年》，陳獨秀主編，年底遷到北京。蔡元培長北大後，於1917年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繼續發行，並得到了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等人的大力支援，1922年休刊，前後只短短的七年，可謂英年早逝。但這份刊物以它獨特的風格名動中國，得到許多青年的熱烈追捧，當然也遭到&ldo;八面非難&rdo;，主編陳獨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為之辯護。

1931年8月下旬，&ldo;五四運動&rdo;中北大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於北太平洋舟中，向他的助手馬星野(原單名偉)就《新青年》時代的北大相關人員情形進行了回憶，馬星野於26日晚上將羅氏口述整理完畢，因涉及當時人物甚多，一直未公開發表。直到1978年，羅的女公子羅久芳整理先人遺稿，特檢出自美國航寄臺灣《傳記文學》發表，這段彌足珍貴的回憶錄始與公眾見面。

據羅家倫說：&ldo;當陳獨秀沒有進北京大學以前，他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個雜誌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誌的主幹。胡適之發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以後，陳獨秀就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l;文學革命&r;四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設新文學革命》。因為胡適之本來於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於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l;建設&r;的帽子。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我曾去看他，他的膽子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後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於是胡適之氣焰因而大盛，這裡彷彿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物件，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l;王敬軒&r;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做了一篇什麼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一封覆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後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rdo;又說：&ldo;當時新青年社是由六個人輪流編輯的，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於學問，所以只宜於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於做學術研究的文字。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寫著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他自己親手抄了兩遍，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依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作骨幹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一年就完事了。當時他所做的《建設(新)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於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裡是很適合於一般人口味的。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說文言的人，是於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是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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