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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李鴻章指揮對日作戰的大本營，紅十字會醫院成立時，曾經暗中求得李鴻章的支援，因此存在濃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紅十字會醫院的規模超過營口和芝罘，當地西洋人組建了&ldo;紅十字聯合會&rdo;，設立紅十字會醫院5所，並派遣紅十字會醫療隊支援營口紅十字會，治療傷兵總數約1,400人。天津紅十字會在山海關設立了傷兵轉運機構，安置前線撤退的傷兵。旅順陷落時，天津紅十字醫院派遣船隻前往旅順收治清國傷病者，由於日軍擔心暴露旅順的虐殺現場，拒絕停泊在港外的紅十字會輪船靠岸。

紅十字會的戰場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國傷兵和難民的生命，可是紅十字會的醫療活動一度陷入經費和藥品不足的困境。醫院負責人請求在上海的英國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籌款，當時頗有影響的《申報》館獲知此事後，立即用報館代理&ldo;協賑所&rdo;的名義向社會籌集捐款，為紅十字會醫院募捐到4,500英鎊、白銀1,000兩。繼《申報》館募捐之後，上海仁濟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ldo;絲業會館籌賑公所&rdo;的名義，在報上發布&ldo;勸募北洋醫院經費&rdo;的啟示。經過半月餘的募捐集得白銀13,000兩，由上海英國領事館轉交紅十字會醫院。瑞士國際紅十字會也向清國政府捐助藥品和錢物，該會聞知清日開戰，寄贈藥料三十箱，值銀三千餘兩。旅居上海的外國人成立了一個紅十字會募捐籌款的辦事機構，由上海各外國領事、傳教士、駐滬外國銀行董事自發組成，協調各地紅十字會醫院的資金周轉。

西洋人紅十字會在戰中治病救人的無私奉獻，對醫療條件極差的清國軍隊來說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啟蒙了清國人的視覺和思維。戰後，清國政府認識到戰爭醫療的重要性，開始組建隨軍醫院、前敵行營醫院以及活用紅十字會醫院的慈善機能。遺憾的是這些啟蒙的認識，一直延遲到清日戰爭十年以後才開始付諸實施。1905年7月，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廣州設立隨營醫院，為軍內傷員提供醫療的場所。隨營軍醫學堂聘請日本醫學士一人，擔任總教習及隨營醫院診察長，僱用醫療助手、藥劑師，開展軍內醫療活動。這是清國軍隊在東西洋醫學背景下，最初登場的具有近代意義的軍隊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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