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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舍傳而求經，著《春秋尊王發微》，棄《左氏》等春秋三傳於不顧；安定先生胡瑗，著《論語說》，徂徠先生石介有《易解》，公是先生劉敞有《七經小傳》《春秋權衡》，亦是別出機杼，不惑傳注。氣學張載、理學二程，他們也莫不如此，皆是對儒家諸經有著不同於漢唐註疏、屬於自己的見解。

韓岡也是一樣，雖然他如今對九經的各部主要註疏，都能深悉大意，說個八九不離十。可他對這些扣著經典文字，一字一句加以注釋，比經書繁瑣了千百倍的註疏，卻沒有多高的評價。

韓岡一直認為，要想傳播思想，理論是越簡單越好。所以他就把儒學根本歸納成簡單的三個字——仁、禮、中，而直截了當放棄了對經文的注釋。只觀大略，不暇細務，以這八個字為自己辯解，韓岡自認站在儒學大家面前也不會露怯。

「以岡之愚見，儒者之行不外乎守仁心，尊禮法，執中道。仁為禮本，以阿雲案論，若韋高被殺，阿雲自當斬，若韋高重傷不起，也是當處以絞刑，但韋高不過是輕傷，為些許微傷害一命，卻有違仁恕之道。弟子觀阿雲之罪，杖遣過輕，殺之過重。殺人償命，傷人服刑，所以學生便判了流三千里編管。」

仁為禮本，如果按照韓岡的想法，後世所謂吃人的禮教，便是隻有禮而無仁，走入了邪道，並不是真正的儒家。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樣的違反仁道的說法，便是對儒學最無恥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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