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頁(第1/2 頁)

「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這是「其國（京師）－諸夏－夷狄」由近及遠、由內及外的一個劃分，魯國既然被「託王於魯」，在這個公羊系統裡就擁有了京師的地位，大致相當於天子京畿，而吳國在這裡就被當作了夷狄。

春秋時代，吳國確實是常被中原諸侯當作夷狄的。吳國人斷髮文身，不與中原同俗，也確實像是夷狄。但這一劃分，就出現了一個新問題：楚國和吳國情況類似，如果吳國是夷狄，楚國也該是夷狄才對。但是，在《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記有「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霍」，楚國不但排名第二，還被稱為楚子，按照何休發明的「七等」標準，稱「子」是《春秋》最尊榮的褒獎。但是，如果按照「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標準，《春秋》這裡應該和「會吳於鍾離」的體例相同，寫作「秋，宋公會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於霍」才對。

再看《春秋·宣公十一年》，記有「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如果按照「會吳於鍾離」的體例，分明應該寫作「夏，陳侯會鄭伯，盟楚於辰陵」。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矛盾？

要解決這個矛盾，首先要用上三世說。僖公時代屬於傳聞世，按照《春秋》對傳聞世的記錄標準，應用於當時之天下的二分法是「內其國而外諸夏」——全天下分為兩部分，一是「其國」（即魯國），二是諸夏，所以在傳聞世裡，只要不屬於魯國的就算是諸夏，楚國自然也算諸夏，不算夷狄；而宣公時代就進入了所聞世，《春秋》的記錄標準不一樣了，「內其國而外諸夏」變成了「內諸夏而外夷狄」，天下不屬諸夏即屬夷狄，這樣一分，楚國就不算諸夏而算夷狄了。

——把三世說付諸應用，很好地解決了《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的那個問題，但對宣公十一年的記載還是無法解釋，這時候就要用到褒貶理論了：的確，即便按照三世劃分，《春秋·宣公十一年》的楚國還是要被給予和「會吳於鍾離」的吳國一樣的待遇，但是，進入所聞世之後，楚國表現出了出色的君子之風，既然這樣，就不該把它當作夷狄看待了。而吳國則不然，還是一副夷狄的嘴臉，比楚國差多了。348

這可以說是一種打補丁式的解決方案，當舊補丁遇到新破綻的時候，就需要新補丁來彌合；或者說像是圓謊，當已有的謊言被指出有漏洞的時候，就用新的謊言來解釋。最終的結果難免會是補丁越來越厚，謊言越來越多，而在致用的方面，在需要選擇理論武器的時候，所能選擇的範圍也就越大。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一種空想的機械史觀，它也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它拋棄了《白虎通義》中『夷狄者……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的狹隘大漢族主義論調，這種論調不是公羊的原有義，公羊原義諸夏與夷狄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何休沒有因襲《白虎通義》，這是他的卓越處。」349

但事情並未就此完結。何休的三科九旨雖然影響深遠，及至清代，孔廣森卻不信何說而另立了一套三科九旨，即：「《春秋》之為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350雖說清代學術遠勝前人，但是，以純學術的眼光考訂公羊學，這本身就走進了一個誤區，於是「拋棄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學的政治性等項特點，孔廣森對《公羊傳》所作的解釋就失去了活潑的生命力，變成一般的樸學家的訓詁考訂文字，公羊學應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啟發力量驟失。」351

5．存三統

張三世，帶有烏託邦式的歷史進化觀；存三統，可以說是人道主義的歷史迴圈論。兩相結合，也許能得出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