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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接著又批評同一陣營的前輩鄭玄，說他是個「陋儒」：「鄭玄把攝主解釋成『上卿代理君主執掌國政』，如果國君遺腹子生下來是個女孩，難道這位上卿還就繼位為君了不成？」蘇軾作結道：「攝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遺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為母后攝政是理所當然的，這還了得！所以我一定要把問題說清！」675

經學之爭，罕有定讞。一般說「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關於隱公即位的記錄有不少人就認為是魯史原本有載而被孔子給「削」去了——比如王守仁就持這種看法，他在《五經臆說》裡如此設問對答：

問：隱公未嘗即位，元年之稱從何而來呢？

答：隱公確曾即位。如果沒即位，哪來的元年？《春秋》不書隱公即位，是孔子削去的，想讓後人從中能探得其實。

問：隱公即位，《春秋》不書，這是為什麼呢？

答：隱公因為桓公年幼而行攝政，是攝政通告天下，天下由此而知曉隱公讓國之善，那些爭權奪位的人會因此感到羞愧的。

問：既然隱公以攝政之名通告天下，那《春秋》就寫他攝政好了，可《春秋》卻什麼也不寫，為什麼？

答：隱公為兄，桓公為弟，兩人都是惠公的庶子，按照庶均以長的規矩，隱公自然該是國君，天下由此而知曉嫡庶長幼之分，那些變亂常法的人也會知曉什麼才是對的。

問：既然這樣，隱公自當即位，而他不即位又是為了什麼？

答：諸侯立國，既要上承先君之命，又要得到周天子的冊命，隱公缺少這兩個條件，所以不去即位。天下由此可知父子君臣之倫，那些無父無君之人也會因此而感到畏懼。《春秋》不書隱公之即位，一可以凸現隱公讓國之善，二可以分明嫡庶長幼之別，三可以樹立君臣父子之倫，揚善誡惡，是非俱現，真是神來之筆！676

《春秋》沒有記載魯隱公的即位，竟被王守仁讀出了這許多內容，更被發掘出如此深刻而豐富的涵義，實在令人驚嘆，這大約都是「居靜窮理」而來的吧。想到王在《送劉伯光》詩中的「謾道六經皆註腳，還誰一語悟真機」，這般學問大有禪思之妙。清代學者極為反感王學，箇中原因由此也可見一斑。至於隱公未受王命，確是承自舊說，如程頤《春秋傳》有過詳解：諸侯即位必須經過周天子的冊命，隱公缺少這道手續，所以《春秋》不書即位，是不認可隱公正統國君的身份。法則既立，魯國十二君有的書即位，有的不書，各有各的緣由……677

程頤和王守仁學術雖然迥異，但各以各的義理當先。義理正確了，史觀也就正確了；史觀正確了，對具體的歷史事件也就可以貫通無礙了。如程頤教導弟子，說《春秋》雖然「窮理之要」，但讀書人最好先把《論語》、《孟子》讀下來，再通一經，然後再讀《春秋》，「先識得義理，方可看《春秋》」。義理與史事的關係正如《春秋》之《經》與《傳》的關係，「《傳》為案，《經》為斷」，也就是說《傳》好比案件描述，《經》好比法官裁決，678這正是宋代幾種典型學風之一。679或如張載所說，《春秋》一書是孔子自作，只有孟子才懂，如果不先作到理明義精，是沒法把它搞明白的。先儒不懂這個道理，故而解說《春秋》有太多的穿鑿附會。680——張載自己是不是也一樣穿鑿，姑且不論，但看在這種義理當先以統攝史事的思路下，「事實正確」能否被推論出來固然煞是可疑，卻一點都不重要了。極端者還如張載，把讀史比作旅遊，認為山水之樂雖然可愛，但終究無益，不如到經籍義理之間旅遊為好。681從這裡可以約略體會歷代學者們對攝政問題之爭，知道為什麼在證據如此缺乏的前提下，他們居然還能爭論出那麼多內容。

（3）達例與特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