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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是否攝政稱王，這問題從史學角度看，不過是先秦史上的一個細節之爭，即便在周代初年，也不過是周制初興，就算周公當真稱過王也不應該會動搖到周公在後人眼中的聖人地位，但在經學的視野下，這問題與時政的關係實在太大，廣涉著秦漢以後皇帝和權臣的關係，尤其是受託孤而輔政的重臣與稚齡皇帝的關係問題，還有皇族內部的人際關係問題（比如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後和方孝孺理論，就說自己的本意是要效法周公輔佐成王之事來輔佐建文帝666）。所以周公問題之所以是一個經學上的千古大難題，因為它首先是一個現實政治上的大難題，而一旦牽扯上了現實政治，這問題便沒有了事實上的對錯，而只剩下站隊的對錯了。

另一方面，純粹從經學意義而言，「崩」也好、「薨」也罷，所謂褒貶，都在這些小小字眼裡微妙地隱藏著，而中國的歷史觀念正是由此發源，並且傳之久遠。汪榮祖即視孔子為「中國傳統史觀之祖」，當然，他是相信《春秋》縱然不是出自孔子之手，也必是孔子後學所為。汪說明道：「《資治通鑑》凡一統之君，死稱崩，否則稱殂，一統之國大臣死稱薨，否則稱卒，斯皆《春秋》書法也。歷代作者視為當然，益可見《春秋》寓褒貶於書法，入史學之深也。然則《春秋》一書，非僅編年之濫觴，亦史觀之淵泉也。」667

這種史觀就意味著：褒貶是第一位，史實是第二位，儒家官學思想在《史記》之後成為史家圭臬。668那麼，既然在修史的書法上可以堂而皇之地觀念先行，因觀念問題而剪輯乃至竄改史料也就相應地具有了正當性。仍以《資治通鑑》為例，這一點正是它遭人詬病之處。

周公攝政稱王的問題並沒有在古代專家那裡有個了結，「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這個問題並也沒有隨著何休、鄭玄論戰的結束而終止——如上所述，這在古代實在可稱得上是一個人命關天的問題，牽涉到「立國之常經」和「天地之大法」。

不妨把爭論再看下去：唐代大史家劉知幾因在《史通》一書中菲薄聖賢而飽受詬病。在劉知幾看來，《尚書》、《春秋》各有疑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都那麼光輝奪目。劉知幾似乎是在以史家考據挑戰著主流意識形態權威，折磨著儒家弟子的信仰，但也有人推測，劉知幾那麼說其實是意在言外的。清代浦起龍《史通通釋》對此有一段評語，說看了這些話而大罵劉知幾詆毀聖賢的，都是義人；能看出劉知幾這是由質疑古史來寄託自己胸中憤懣的，都是明白人。669

那麼，劉知幾的胸中憤懣都在憤懣些什麼呢？論者認為正是漢魏隋唐以來拿古代聖賢作風來遮臉的種種篡弒誅伐。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很為劉知幾這個千古之「名教罪人」說了幾句公道話，認為劉感憤時事，又怕因言獲罪，這才佯狂非聖，意在言外。670

浦起龍和錢大昕的闡釋是否成立，很難確證，反駁者也不乏其人，但畢竟揣摩人心的結論無從對證。所以只能說，用他們的觀點來作參考，可以約略推知一些古史、經義與時政之間的密切關係和相互作用。

再看《春秋》，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首先便前承著周公的身份問題，而周公的身份問題又關係著後世許多高層權力鬥爭中的站隊問題，既攸關國本，也攸關性命。學術在這種背景下進行，可謂艱難。

爭議仍在繼續。及至宋代，歐陽修議論道：孔子是「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而「三傳」的作者卻只是凡人，是凡人便難免犯錯。那麼，既然《春秋》把魯隱公的頭銜寫作「公」，魯隱公當然是即位為君了。大家為什麼不從孔子之說，而偏要聽從「三傳」的曲解呢？671

持此論者代不乏人，核心問題是：難道孔子作《春秋》的時候就想過有三家會為《春秋》作傳嗎？如果事情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