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頁(第1/2 頁)

復古的聲音從來都是很強大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古時候一切都是好的，而世道越來越壞，一直壞到現在，所以要想扭轉頹勢，就得從典籍當中認真學習古代聖王之道並加以推行。但孔子也明明說過：「周代的制度是以夏、商兩代之制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蔚為壯觀，我主張周制。」324用現在的話說，孔子在這番話裡表現出了進步的歷史發展觀。孔子還說：「齊國一有改革，便會達到魯國的程度；魯國一有改革，便會合於大道。」325

所以，烏託邦在古代還是在未來，時人應該復古還是應該維新，這兩派都能在同樣的元典中找到理論依據。這時再看何休的三世說，豈不正是「衰亂世一有改革，便會達到昇平世；昇平世一有改革，便會達到合於大道的太平世」麼？

何休主講政治理念，而非歷史事實；在時政精神上更多的是提倡維新，而不是或不僅僅是把烏託邦藍圖懸置在渺茫難求的上古時代；他曾受黨錮之禍，閉門著書，以《春秋》為據，評議時政六百餘條；黨禁之後再度參政，又「屢陳忠言」。326再來體會王應麟、蘇軾等人的那些評價，在董仲舒與何休的對比上，董也講改革，但原則是改制而不改道，正朔、服色必然要改，但終究還是要「奉天而法古」，327對於違反古聖之道的地方，「《春秋》變古則譏之」。328而聯絡蘇軾等人生活的時代，政治生活正以王安石變法、新舊黨爭為核心，蘇軾屬於舊黨，大體是要奉天法古、變古則譏之的，處於眾矢之的王安石則是要針對衰亂世，欲創昇平世，乃至於改良昇平世，欲創太平世，於是經學上的褒貶好惡是在時政背景下完成的，種種對古典文字的愛恨情愁其實都是及身之愛、切膚之痛。

及至清代中後期，公羊學復興，常州學派甚至以公羊義理遍注群經，如《論語》「子張學幹祿」一節，子張問孔子求官之道，孔子教之以言行謹慎之法，329朱熹《論語集註》釋之為孔子以此語使子張定心而不為利祿所動，330何晏、邢昺的《論語註疏》更是貼近原文而罕有發揮，但到了劉逢祿《論語述何》這裡，便以何休的公羊義理來作闡釋，說這是「所見世」的情況，所以「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必須要慎之又慎。331再如劉的同門宋翔鳳《論語說義》，同樣發揮公羊義理，認為《論語》當中也有微言大義，和《春秋》是一樣的，332其評議《論語》也會說《論語》某某「是《春秋》之微言也」。

除此而外，更有大張旗鼓地用今文家的入世精神來為維新變法張目者。康有為闡發「三世說」，認為這是孔子的「第一大義」，並把何休的說法又推進了一步，把昇平世、太平世分別和小康世界、大同世界聯絡起來，使大同觀念風靡天下。333

小康和大同之理念經康有為的提倡，影響不小，但這本是《禮記·禮運》裡的兩個概念，而且原本是說上古時代才是大同世界，後來衰敗墮落了才變成小康。334這是否真是孔子思想，後儒多有質疑，連帶還質疑到以大同觀念解釋《春秋》的胡安國的《春秋傳》，335而按照現代史家的解讀，大同之世「正是共同生產、共同佔有，並且實行著軍事民主選舉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而小康之世則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變軍事民主選舉制為君主世襲制的階級社會」。336所以康有為完全把大同和小康的次序顛倒過來，使《禮記·禮運》原本的復古主義傾向一變而為三世說的改良主義。嚴肅的學者們大多看不上康有為的這種學風，但這正是明大義而不拘小節、通經以致用的今文傳統，與何休也算一脈相承了。

鄙薄何、康的學者大多把他們納入較為純粹的學術系統，而以學術標竿確實能衡量出他們說法中的很多問題，這不禁讓人思考：假若經學義理（尤其是官學系統中的經學義理）遭遇考據上的紮實質疑，應該怎麼辦？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