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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到底是父母所生，還是感天而生，這是漢代今、古文經學的一個重要辯題，許慎和鄭玄就為此打過筆墨官司。312但這個空桑的傳說倒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史記·孔子世家》就記載叔梁紇和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的這個野合出身，直到現在還惹得很多人在打筆墨官司，認為這個難聽的詞語用在孔子身上，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大有瀆神一般的罪過，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當風俗，絲毫也沒有傷風敗俗的意味，而在漢人那裡，這個新版本的野合不但不是瀆神，反而是在造神。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既對這一古老風俗大感隔膜，大概也沒機會見到漢代緯書（隋煬帝曾對緯書搞過一次相當嚴厲的禁毀活動313），於是輾轉彌合，把「野合」解釋成叔梁紇老夫少妻，不合禮數。314（司馬貞這個「為賢者諱」的作法大大符合於公羊學傳統。315）

在神秘主義潮流之下，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便稱玄聖。《莊子·外篇·天下》有「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玄聖與素王並稱，兩者又與帝王天子對舉，使這個《天下》篇看上去很像是漢人的作品。

於是，孔子變成了摩西，《春秋》也就變成了上得天啟、下垂萬世的摩西十誡。黑帝之子的身份把孔子納入了五德終始的輪迴系統裡去，終於成就了他受命於天的素王形象。而在世俗的一面，經學的神學化也給儒家知識分子們帶來了一分神聖的使命感，所謂天、地、君、親、師，其中君與師都是得自於天的，道統和君統一樣有著神聖的源頭，董仲舒、何休便都是乘著這一傳統而來的。

令人奇怪的是，董、何各為兩漢大師，後人對他們的評價卻頗為不同，甚至迥然有別。王應麟談到公羊學術，說董的「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兩句話深得孔子心法，司馬遷也從董仲舒那裡學得了綱領之正。而考之《公羊傳》，卻發現書中並沒有公羊學裡大名鼎鼎的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推其原委，這恐怕都是何休搞出來的。蘇軾說何休是公羊之罪人，晁說之也說何休有負於公羊之學，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這些名目都是何休私自的發明，本來就不是《公羊傳》裡的學問，何休還作《公羊墨守》要捍衛公羊學，實在沒有道理。316

對何休評價如此之差，主要因為何休雖名為公羊大師，但過分脫離了《公羊傳》的文字，自己生發出了許多奇談怪論。這就讓我們看到，所謂春秋大義，其實多是公羊大義、榖梁大義或者左氏大義，和《春秋》本身的關係不是很大，而在公羊大義之內，屬於《公羊傳》本身的內容竟然也不太多，反而有不少都是書中全然沒有的何休大義。蘇軾還有過這樣一個評語：要說奇談怪論，「三傳」各自都有，但以《公羊傳》為最，何休又從而附會了不少。317

何休是否真的如此不堪，這話要兩說。純以學術而論，皮錫瑞認為何休之說自有師承，並非空穴來風，318即便退一步說，就算被何休發明出來的那些春秋大義確實以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為多，但聯絡一下何所在的時代，經學的神學化賦予了學者以神聖使命感，使他們生起了繼承孔子而垂法立憲的雄心，而經學的章句化又必然會使這一雄心無法容忍。畢竟公羊學從董仲舒始就是以通經致用為學術之最高綱領的，治其學者「一是循規蹈矩，忠心耿耿地執行朝廷的政令，頗有政績，如貢禹、褚大、左鹹等；一是以《春秋》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義作為指導司法實踐的行為準則和依據，如孫寶、呂步舒等人都有典型的例證。甚至連酷吏張湯也網羅儒生，精研《春秋》，以便在斷獄時附會」。319何休要「張三世」，把《公羊傳》的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敷衍為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如果純粹在實事求是的立場上衡量，這分明就是顛倒黑白、指鹿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