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頁(第1/2 頁)

按何休的解釋，《春秋》託魯隱公為始受命王，而邾儀父是第一個前來和魯隱公會盟的，所以孔子借著邾儀父來彰明褒獎之法。799何休的這個結論是來自邾儀父之稱字——他說：邾國在春秋之前已經失去了爵位，按規矩應該稱名（邾克，即國名＋人名），也即「在名例爾」，但這裡偏偏稱字，自然是褒獎之意。800何休解釋「漸進」也是這個思路，意思是邾儀父雖是個小角色，但率先投靠，值得表彰，以告來者。801

孔廣森的解釋與何休稍有出入。孔說魯隱公有賢讓之風，邾儀父受到感動，前來會盟，值得褒獎，而邾國後來又追隨「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齊桓公前往勤王，被周天子授予爵位，這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所以，在隱公元年邾儀父會盟魯隱公就是邾國邁出了進步歷程的第一步，是謂「漸進也」，這是值得褒獎的。802

孰是孰非很難判斷，況且說法還遠遠不止兩種。再如其《春秋傳》歷宋、元、明三代官學正統的胡安國，雖然也明確肯定孔聖人在稱謂上暗寓褒貶，卻說「中國之附庸例稱字」，為了自洽，又把附庸分作了中國之附庸與夷狄之附庸，而這就意味著邾儀父並沒有受到孔子的表彰，而是照《春秋》的記事規則理當稱字。胡揣測孔子的想法，上承何休，認為春秋大義在於「公天下以講信修睦」，而會盟那套搞法既要宰殺牲畜、又要歃血發誓，神神鬼鬼的，絕不會是孔子所推崇的。

不僅如此，胡安國還把這次會盟稱為「私盟之始」，言下之意似乎是對魯隱公和邾儀父背著周天子搞這種勾當很是不滿。所以，胡最後還特意點了點公羊一派說：有人說經文這裡是因邾儀父第一個來與魯隱公會盟而稱字以示褒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803

胡的這個解釋在暗示著「時代不同了」，及至清代，毛奇齡批駁此說，認為胡安國自創義例，禁不起推敲。毛的看法是：胡把附庸分為中國與夷狄兩類，前者例稱字，後者例稱名，此說於典無據。尤其可怪的是，胡以邾儀父為中國之附庸，以郳犁來為夷狄之附庸，而這兩者同出邾子之後，何來中國與夷狄之分？胡安國生編亂造竟一至如此！804

邾儀父與郳犁來，一為大邾，一為小邾，同源而出，同在山東境內，又同屬附庸。小邾與郳為同國異名，小邾指邾國分支，郳指立國之地。即便按文化標準來分別諸夏與夷狄，據《顏魯公行狀》，春秋有邾武公，名儀甫，字顏公，後世以其字為氏，是為顏氏，因國附庸於魯，故子孫世代事魯，孔門七十二弟子便有顏氏八人，著名的顏淵便在其中，顏真卿亦是其後。805

這樣看來，大邾與小邾分屬諸夏與夷狄之附庸的說法實在是不可靠的，毛奇齡批評之嚴厲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趙伯雄對此有這樣一番議論：「但在胡氏當年，卻是激於時事，有所為而發，為的是要高揚民族意識，有意貶夷狄而進中國；毛奇齡則身處滿人統治已趨穩定之清初，不能或不願再強調華夷之辨，故有可能做更為客觀的研究。而對胡氏之筆端微意，恐怕未必能夠理解，也就更談不到同情了。」806

此一問題雖然解決，卻帶出了兩個枝節問題。一是上述顏真卿的家譜未必可靠，已受到顧炎武的大力質疑，807二是毛奇齡也在同類問題上受到過別人同樣的質疑，即徐時棟《徐偃王志》論毛奇齡以徐國為戎之謬，認為《春秋》「戎則戎之，徐則徐之」，判然有別。808

胡安國解經「激於時事，有所為而發」，而同型別的闡釋早在北宋大儒孫覺的著述中便已出現。孫覺和王安石、蘇軾他們是同一代人，宋代《春秋》學自孫復以來都以「尊王」為基調，蘇軾發揮為「《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809孫復更開了「《春秋》有貶無褒」的先河，孫覺即承襲其說。孫覺《春秋經解》說會盟這種事是亂世才有的，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