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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繼承法似乎仍然有著很不合理的一面：試想一下，如果庶子中的某一位明顯具有唐宗宋祖之賢能，而嫡長子卻只如徽欽二帝一般窩囊，大家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徽欽二帝」上臺接班，「唐宗宋祖」卻註定與最高權力無緣，難道能說這樣的繼承製度就是一項好的制度嗎？

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的制度，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這恐怕要算是一項「最不壞」的制度了。它看似很不合理，而在當時卻有相當大的合理性。何休解釋這一制度的用意，說：「皆所以防愛爭」。

《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引用慎子一個巧妙的比喻來闡釋過這個問題：一隻野兔在前邊跑，後邊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無主，誰逮到就算誰的。這種情況之下，就算是堯聖人也會窮追猛跑，更何況一般人？但是，很奇怪，市場上兔子有得是，可路過的人很多卻連看都不看一眼，難道他們不想弄一隻兔子嗎？不是的，因為市場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難道還硬搶不成？古代帝王的繼承法也是同樣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諸侯猜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會產生爭鬥，爭鬥會引起混亂（疑生爭，爭生亂）。所以，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沒了等級差別則朝廷亂，妻妾尊卑不分則家裡亂，嫡子和庶子不加區別則宗族亂。所以，無論治理天下還是治理邦國，首要之務莫過於確定名分。397

這一論述很容易讓人想起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和「必也正名乎」，儘管後者所謂的「正名」有可能是改正錯別字的意思。398無論如何，正名工作在當時確實是意義重大的，說到底，名份是個硬指標，誰都沒法否認，而賢能與否卻缺少人人認可的統一標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封建制度近乎於貴族民主專制，其「民主」以及強大的制度和習俗的慣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最高領袖的權力，所以並不會像專制時代的極端情況那樣，千百萬人的命運幾乎全要寄託在皇帝一人身上，生活如同無可奈何之下的賭博一般。因此，領袖的賢與不賢並不會對宗族與社會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響。另一方面，嫡長子繼承製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瞭社會較為穩定，比如經常處於戰爭狀態的秦人便不採取這一制度。399

說到這裡，舊問題解決，卻產生了一個新問題：既然名份是如此清清楚楚地擺在大家眼前的，隱公和桓公的繼承權合法性問題又該怎麼解釋？如果這兩人當中有一個是嫡長子，自然順理成章地即位了事；就算兩人都是庶子，在魯惠公的正妻沒有兒子的前提下，比較一下兩人母親的身份尊卑，這應該是一目瞭然的。而《公羊傳》既然提出「桓公雖然年紀小，但身份高貴；隱公雖然年長，但身份卑微」，那自然該是桓公即位才對。

照這麼說，即位的確實該是桓公，這就是「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繼承原則了。據何休解釋，隱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們的父親魯惠公好像沒生出過嫡子來），而桓公的母親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當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貴」，桓公便是當之無愧的合法繼承人，而在他成為繼承人之後，「母以子貴」，他的母親也會跟著沾光，身份會從媵妾升為夫人。「母以子貴」的另一說（如何焯）是：姨太太如果生了兒子，身份就會按次序得到提升。400

但是，從《公羊傳》原本的說法來看，事情並不是那麼一清二楚的，隱公母和桓公母的身份差異似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搞得連魯國人也不是很清楚她們到底誰尊誰卑。但這個解釋很難站得住腳，因為如前所述，這種身份差異無論再怎麼細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標來區分高下的，怎麼可能讓人搞不清楚？經師們大約也覺得這道理可疑，於是何休解釋說：兩位母親的身份高下當然是顯而易見的，朝廷上的大夫們肯定也都清楚，《公羊傳》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