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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左傳》緊接著還解釋了孔子之所以刪去「費伯帥師城郎」這一記載的理由：這一事件是費伯私自行動的，並未得到魯隱公的指派。於是，這一「不書」也和「書」一樣暗含著孔子的某些微言大義，而這裡的微言大義又是《公》、《榖》兩傳所未能闡發的。

讀者如果把這幾層意思一一體會出來，很容易就覺得《左傳》比《公》、《榖》兩傳距離孔子更近，而這就關係到了一些很現實的問題：諸如學派的地位和學者的職位之類，所以，這個說法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也屬情理之中的事情。當然，嚴謹的學風和純真的信仰也許在爭議當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儘管這都是我們難以揣度的。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說道：這種所謂「不書」的體例都是刻意編造出來的，顯得左氏親眼見過史稿原本，非《公羊傳》所能及。殊不知《春秋》對於築城這類事是一定要加以記載的，以示重視民力之意。再說，如果費伯這次築城是未得君命而擅自行動，《春秋》自當在文辭上做做手腳，以示微言大義之貶，決不會僅以一個「不書」了事。909

劉逢祿雖然論之得力，但《左傳》一派的學者也自有一套說辭。當初杜預就曾引《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君舉必書」（國君的舉動必定要書之於史冊），說這是史官記事的規矩，孔子這次的「不書」也是因襲了這一慣例。——這就意味著：即便是魯史舊文，其中也不會有費伯未得君命而擅自行動的記載。孔穎達為之作疏，越發強調了這層意思，說舊史不書，《春秋》也跟著不書。910——這就意味著，《左傳》的這條記錄另有資料來源。

但是，若依杜、孔之說，馬上又會出現問題：既然「君舉必書」，但與《春秋》經文一作對照，難道國君每年所作之事都會如此之少嗎？再者，《左傳·襄公七年》也記載過一次費邑築城的事情，這時的費邑是季氏的私邑，由南遺管理，掌管徒役的叔仲昭伯為了向季氏討好而去打通南遺的關節，說：「請修築費邑的城牆，我給你多派勞動力。」於是季氏修築了費邑的城牆。911

叔仲昭伯對南遺說的「請城費」，很難理解為請南遺向魯君請命修築費邑的城牆，那麼這次城費自然是「非公命也」，《春秋》卻沒有一視同仁地予以「不書」。至此，《左傳》的前後文便難以自洽，再來考察隱公元年這次「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的記載，所謂「不書，非公命也」的解經之辭就顯得多少有些牽強了。

（二）費與費有別

錢牧齋途經費縣，道中賦詩：「驅車入魯吊遺黎，宗國相傳事可悲。歌鳳有人供放逐，鬥雞無相系安危。申豐錦去鄰爭羨，陽虎弓還盜亦嗤。唯有汶陽田下水，至今流恨繞鳧龜。」912通篇都用春秋魯事，多與費地有關。

費伯帥師城郎。這位費伯是魯國大夫，不姓費，而是和周天子、魯隱公一樣姓姬，費是他的采邑，在今天山東省魚臺縣西南。費，在春秋時代也算是個頗為有名的地方，《論語·雍也》講過魯國權貴季氏想讓孔子的學生閔子騫作費邑的地方官，閔子騫不願意幹，寧可逃跑也不願接受，913《論語·先進》還曾說起子路要讓子羔作費邑的地方官，惹得孔子很不高興。914更著名的是《論語·季氏》裡那段：「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季氏將伐的這個顓臾，就「近於費」，大約讓季氏覺得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起意要把它拿下來。《論語·陽貨》還有一段經學疑案，通行解釋是說公山弗擾據費邑叛亂，想招攬孔子入夥，孔子還真動心想去，於是說出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