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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295講到實用性,實用型的政治哲學的一般特點是:從長程來看總是要因時而變,而在一時一地又自然要歸於一統才便於應用。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不要說經學家們的分歧,單是經典本身就互相衝突、莫衷一是,這就提出了一個統一經義標準的要求。
如何統一?這個問題也可以表述為:對不同的學說應該如何處理?——最易被援引的論據就要算孔子誅少正卯一事了。桓譚《新論》講孔子和少正卯同在魯國,各自教學,少正卯的魅力不下孔子,使孔門弟子「三盈三虛」,只有一個顏淵始終不曾離開過孔子。孔子誅少正卯一事最早見於《荀子·宥坐》,296其真實性大有可疑,297其寓意卻影響深遠。俞樾引《易傳》「陰疑於陽必戰」來解釋其中道理,說陰和陽如果勢均力敵,必然會發生鬥爭,少正卯對於孔子來說正是「陰疑於陽」,其結果自然是「必戰」,這就是《周易·坤卦》上六爻所表現的「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既然是這種你死我活的局面,那麼孔子若不殺少正卯就無法治理魯國,殺少正卯的人也一定就是孔子。298
「正邪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對待異端不能手軟,少正卯伏誅則「方令魯國知王法,自此齊侯畏聖人」。299政壇險惡,所以心思要敏捷,下手要迅猛,300當然,若能在「陰疑於陽」之前就防患於未然那就最好,尤其當理論分歧還屬於內部矛盾的時候更應如此。漢代的儒學內部之爭就很有幾分「陰疑於陽」的氣氛了,漢章帝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為了應對這一現象而作出的一次重大努力。會議結果是以今文經學統一分歧,編定《白虎通義》,以作為應對方方面面時政問題的權威工具書。
但這也自然帶來了一個問題:以往的理論發展、學術辯難自此以後就變得既沒必要、也不應該了。於是,今文學家也沒什麼微言大義了,古文學家本來就偏於純學術,這一來就更加學術化了。經學依然火熱,只是自然而然地政治味道漸淡、學術味道漸濃,以至於連篇累牘的章句訓詁之學大大抬頭了。——以學術眼光來看,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一些有識之士看來,把政治降格為學術,實在是不可容忍的。
其時經學的另一大潮流是神秘主義的讖緯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說是官學一統的結果。儒家所傳授的典籍本來是先代的「王官之學」,不同於《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這些私家著述,兩者之區別屬於「王官學」和「百家言」的區別,《論》、《孟》升格為經是後來的事。301《漢書》載竇太后好《老子》,以此召問儒生轅固,轅固回答說「此家人言矣」,結果惹得太后大怒,把轅固關進了野豬圈。302這個「家人言」就是說《老子》屬於「百家言」,303是私家著述,比不上儒家傳承的先代王官之學。後來漢武帝獨尊儒術(實為獨尊先代王官學),確定漢家的官學典籍,那些在官學典籍之外的著述(尤其是新著)就更難受到人們的重視了。——這個問題的影響力將會一直波及到清代,經學與子學判若雲泥。304看先秦諸子,老、莊、楊、墨……凡有想法的人都可以立一家之言,但從漢代獨尊儒術之後,歷代的頂尖思想家的立言之舉幾乎都要附著在儒家那寥寥幾部經典之上。
漢代的讖緯只是這種風氣的一個古怪的開端。官學典籍被確定了,人們的創造力又無法被真正遏止,解決之道就是跟風出書,把自己的新書在書名和內容上與經典掛上關係,附會為古代聖人之作,作為與經書相對應的緯書。為了把假戲作真,每每在書中用上天的啟事、聖人的預言來鑿實自家的正統身份。
神秘主義是那個時代轟轟烈烈的大風尚,甚至官方都要求以讖緯之說闡釋五經,305而即便像董仲舒這樣的正統今文宗師,身上也有很多方的氣質,一部《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