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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不能用兩個字，何休原文是「崇仁義，譏二名」。所謂二名，比如姓劉名禹錫、姓白名居易，按照公羊家的說法，這都是春秋大義所譴責，並要被嚴厲制止的。歷史上還真有過對二名的嚴厲制止：王莽復古，就用「《春秋》譏二名」的道理嚴令大家起名都要起單名，影響甚至波及匈奴，279所以在王莽之後的那段時間裡，絕大多數人都是單名，即如三國人物劉備、關羽、張飛、趙雲、曹操、孫權……全是單名。280明代胡應麟甚至為了證明東漢也不是沒有雙名的人，特意從《後漢書》和《資治通鑑》搜羅出幾十個雙名的例子，這也可見當時雙名之罕見。

但問題是：「二名」為什麼不應該？——《春秋》當中有一些奇怪的筆法，比如把魏曼多寫作魏多，把仲孫何忌寫作仲孫忌，之所以這樣寫，《公羊傳》給出的答案是：「二名非禮也」，所以孔子故意把雙名寫成單名，表示批評。281

春秋時代，人的姓名本來就很混亂，其實很難說把雙名寫成單名就真有什麼涵義。但《公羊傳》既然這麼說了，也就給了後人以發揮大義的餘地。那麼，暫且承認《春秋》存在著「譏二名」這個意思，而新的問題是：就算起了雙名，也不過是小小的非禮罷了，而前述何休把「崇仁義，譏二名」放在一起來說，這兩者的重要性天差地別，似乎不具可比性。

而何休這麼說其實是大有深意的：從表面的功能意義而言，單名容易避諱，這對和諧君臣關係很有好處，而放寬視野來看，到了三世之中的所見之世，已然天下太平，就算想批評誰，也實在找不出什麼壞人壞事了，便只能吹毛求疵地拿「二名」這種小事挑剔一下了。282

但細考一下，譏二名的涵義是否當真如此，殊難確定。《越絕書》有「《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283聯絡上下文來看，似乎單名屬於質，二名屬於文，這才是兩者的區別所在。另外，《左傳》也有一個「譏二名」的說法，和公羊家大不相同——《左傳·昭公十三年》載楚國「棄疾即位，名曰熊居」，《禮記正義》引《異義》認為：公羊所謂二名是以雙字為名，左氏所謂二名是指楚公子棄疾弒君即位之後改名為熊居這種情形。兩說孰是孰非？考之周文王、周武王時代，有賢臣散宜生、蘇忿生，都以雙字為名，可見公羊家的說法不確。284

若依此解，《左傳》裡的「二名」是指改名。宋代魏了翁有個統計，說古人沒有改名的，只有三個弒君之人改過名，即楚公子圍、285楚公子棄疾和吳公子光。286

如果真如魏了翁所說，改名和弒君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絡，如此而「譏二名」自然有了強大依據。然而《禮記·曲禮下》又有「君子已孤不更名」的說法，是說父親死後兒子不得改名，究其理論依據，鄭玄說是「重本」，孔穎達說名字是父親所取，如果在父親死後改名便有遺棄父親之意。287但從這個說法反推，父親在世的時候改名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這便與魏了翁之說有了矛盾。

但無論魏說到底是事實、巧合還是吳、楚異於諸夏風俗，畢竟僅以散宜生、蘇忿生便可以證偽公羊家的「譏二名」之說。但是，疑點並未就此定讞，因為《異義》忽略了公羊義理——陳立即辯護道：散宜生、蘇忿生，公羊家豈有不知，只是《春秋》於定公、哀公時代無惡可貶，只好譏二名了。這恰是《春秋》義理之所在，是公羊先師的微言大義。288

至此，《春秋》到底有沒有「譏二名」之義，如果有，到底其義為何，越發難以說清，「譏二名」背後的「三世說」也越發顯得可疑。用不著現代人的眼光，古人也很難相信何休的這個三世之說是實事求是的。如果定公、哀公年間真是那樣一個太平盛世，孔子又怎麼會惶惶如喪家之犬？

何休的三世說在「事實正確」的層面上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