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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武公正處在這個舊制度積弊已久、新制度尚未萌生的當口，在強大的傳統慣性之下為自己的族人尋找新的生路。但他也像周王室的開國先賢一樣，既奠定了基業，也種下了禍根。——這個禍根是地理因素和制度變局兩相結合而成的。新鄭地處黃河下游，中原腹地，史伯那一番隆中對雖然奠定了鄭國的一片嶄新基業，卻也給鄭國的子子孫孫留下了致命的隱患：周王室衰落之後，天下諸侯競相爭霸，鄭國處在四面強鄰的包圍之中，再也沒過上安生日子，尤其是在晉、楚爭霸的歲月裡——如果說晉、楚爭霸打的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那麼鄭國就是大鋸底下的那塊木頭。

鄭武公怕是想不到那麼遠了，眼前的新鄭仍是一塊未開發的處女地，從新鄭周圍一帶的考古發現來看，當時有一些遠古而來的土著部落住在這裡，民風也許不是那麼友善，接受了鄭人的統治之後才被慢慢地同化了。1025

鄭武公和同從周室而來的一些殷商後裔訂立盟約，共同開發，披荊斬棘以共處，此即《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所謂的「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一說為桓公時事。1026）這裡的「商人」一般認為就是殷商後裔，當屬子姓鄭族，或是鄭國得名之源，1027因為他們大多經營商業，這才有了我們現在很熟悉的「商人」一語。1028商業本屬遺民賤役，但地位日高，商人在鄭國更有了同盟者的身份。1029於是，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商人別搞叛亂，政府也不干涉自由貿易，這就是鄭國的一項立國之本。也許正是地理之便和商業之盛促成了鄭國文化觀念之開放，造就了《詩經·鄭風》的獨特性。無論如何，儘管那時候的商業還非常的原始，但現在我們都知道沒有政府幹預的自由貿易意味著什麼。

在東遷的問題上，鄭國桓、武兩代著重考慮的是切身的利益問題，如果亞裡士多德看到這一事件，大概會思考如下一個政治學的學理上的問題：這個鄭國還是以前那個鄭國麼？

這似乎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但亞裡士多德的意見還是值得稍微重視一下的。該問題的涵義是：東遷之後的鄭國在疆域上和先前的鄭國簡直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如果國家概念以及對國家的認同感是以疆域為基礎的（至少是以疆域為一個重要指標的），那麼東遷之後的鄭國儘管還保留了原先的名稱，但它到底算是原先那個鄭國的延續還是該被算作一個新的國家？——這裡使用「國家」一詞只是為了便於敘述，況且亞裡士多德所討論的國家恰好也是城邦國家，古希臘的城邦國家儘管不能和周代封建諸侯國完全對等，但其間的相似性也足以使亞氏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啟發我們的思考。

亞裡士多德非常明確地說：「確定為一個城邦不應該以垣牆作標準。」他進而舉例說：「把伯羅奔尼撒全區建築一座圍牆是可能的，但這樣是否就可說伯羅奔尼撒已成為單一的城邦呢？」——我們不妨把亞氏的意思在現代語境下理解為：「建築一面圍牆把歐洲圍起來是可能的，但這樣是否就可以說歐洲成為了『一個』國家呢？」1030

對國家的認同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鄉土之情的，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落葉總是渴望歸根，亞氏的問題和鄭國的現狀同在挑戰著這個傳統認識，而亞氏緊隨其後還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假設一個城邦國家的疆域始終未變，一代代的人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老病死，經歷了若干世代之後，這個城邦還是不是以前那個城邦？

這個問題非常近似於佛教對五蘊和緣起的論證——人就好比一座森林，森林並不是「一個」東西，而是一個集合名詞，它是由許許多多的樹木一起構成的，這些樹木有的生、有的死、有的繁茂、有的凋謝，雖然看上去森林還是這片森林，但一個恆常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