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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距普通人生活最近的匹嫡而論，非常之時才每有非常之事，如漢魏之際喪亂頻仍，娶二妻之事便屢有所聞，這既是亂世的寫照，也搞出了不少麻煩。1240自然，血的教訓越多，信念也就越牢。呂祖謙的《左氏博議》是為學生們擬的應考範文，更能顯出當時的主流觀念。這些封建社會的政治理念到了集權社會不但未被廢棄，反而得到了強化。我們再來仔細體會辛伯的這番至理名言，可以發現它是有兩個政治理念作為前提的：一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1241二是「名、實相當」，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42如果天有二日，民有二主，天下就要大亂；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也要大亂。這兩則政治理念從封建時代到專制時代，歷千載而不衰，堪稱中國傳統政治學的精髓，也是非常深入人心、乃至成為幾乎不言而喻之觀念。縱觀歷史。漢有七國之亂，唐有藩鎮割據，雖然政治形態各不相同，但耦國的實質卻是一致的，禍害也是一致的。所以耦國之害，既是演繹型的真理，也是經驗性的真理。

《左傳·隱公三年》載石碏語：「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這個六逆六順之說和批判耦國二政在思想上是如出一轍的，雖然看起來論資排輩、保守頑固，但在一個社會缺乏外界壓力的情況下，這確實比那種任人唯賢、打破門第觀唸的做法更容易維繫社會穩定。事實上，越是亂世，越容易出現任人唯賢、不拘一格的局面，因為外界壓力太大，非如此不足以應付。柳宗元寫過一篇名文《六逆論》，反石碏之道而行，認為六逆中的三逆，即「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不但不是逆，反而是「理之本」。1243——這不能簡單說誰對誰錯，因為柳宗元所處的時代已經越過了盛唐的顛峰，社會所面臨的壓力開始變大了。明代楊慎有一篇《柳子六逆論》，就認為柳宗元的論述疏忽於時世的變遷，周代社會講究親親之道，用人方面「先宗盟而後異姓」，傳統固然，習俗難改。1244

耦國問題，京邑為《春秋》初見，而在整個春秋時代，耦國是一個常見現象。在封建制度下，封國和封邑雖然都有上級單位，但各自也都擁有相當的主權，甚至大略可以被當作主權國來看待，加之當時也沒有發展出來牢固的管理技術，尤其地盤一大，中央對地方便很容易缺乏有力的管理控制。這就像恐龍可以長一條幾百斤的大尾巴，但老鼠要是長了同樣的尾巴就非得把自己害死不可。如果管理能力和政治規模不匹配，耦國的危險性就迫在眉睫。

《國語·楚語上》記載，楚靈王滅掉了陳國和蔡國，在陳、蔡、不羮三個地方建築大城，他的理由是：「中原各國之所以不歸附我而歸附晉國，是因為晉國離他們近，我們楚國離他們遠。現在我在這三國修築大城，每城都有千乘的實力，足以與晉國抗衡。再加上本土的力量，何愁中原諸侯不來歸附呢？」

範無宇給楚靈王潑涼水：「古書上有記載，修築大城是沒有好處的。當初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這些都是國之大城，結果叔段據京邑危及鄭莊公，鄭莊公險些就打不過他，櫟城的公子突攻打國都掀起內亂……另外那些地方也都發生過同樣的禍患。這些事，諸侯各國都有記載，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鑑。況且修築城邑好比調理身體，人體有頭有腳，大的部位能指揮小的部位，所以人活動的時候才不覺得吃力。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先王擔心後人不能遵循，便定下一套規矩讓人遵守。邊境地區就好比一個國家的尾巴，您看看牛馬那些牲畜，叮在尾巴上的牛虻一多起來，尾巴也就不方便擺動了。您修築這三座大城，恐怕要遇到同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