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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說的這位衛國女子是衛懿公的女兒，她被收錄進《詩經》裡這首詩就是《鄘風·載馳》。《列女傳》講過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當初，齊國和許國一起來衛國求婚，衛懿公想把女兒嫁給許國，女兒卻說：「齊國是大國，離我們也近；許國是小國，離我們又遠。如果把我嫁到許國，將來要是我們衛國有了難處，有誰能來幫助我們？」

但衛懿公沒有接受這個意見，還是把女兒嫁到了許國，這就是許穆夫人。後來狄人攻破衛國，許穆夫人憂心如焚，想要回國救亡，卻受到了許國大夫們的阻攔，憂憤之中寫下了這首《載馳》。1386

高子問孟子的就是這件事。許穆夫人當初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婚姻，這是有違禮數的，她的詩怎麼可以被收入《詩經》？——高子的話同時還透露了這樣一個資訊：一篇作品，如果作者本人道德有虧，作品再好也是不值得流傳的。這與其說是道德苛評，不如說是人之常情，人們總是愛屋及烏，也總是難免恨屋及烏。

面對高子的問題，孟子的回答是：許穆夫人的初衷是值得稱讚的。如果沒有這份初衷，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婚事當然是不合禮的。就像伊尹作為臣子放逐了作為君主的太甲，假如沒有伊尹那份良好初衷，這樣的行為就是篡逆了。處事的方法有兩種：恆久不變的原則叫做「經」，變通而合宜的措施叫做「權」。許穆夫人的所作所為只是通達權變罷了。1387

有經有權，既講原則也講變通，這也就是孟子那個著名命題「嫂溺援之以手」的道理。用現代語言說，就是既要講原則性，也要講靈活性，但靈活性必須以更大的原則性為依歸，即「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1388或者說以權補經，而非以權破經，正所謂「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1389經權之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祭仲廢君，《公羊傳》贊其知權。1390如何判斷這個「權」是否合適，辦法就是「原心」。在許穆夫人這個例子裡，經過一番原心，可以認定許穆夫人的所作所為屬於權變，所以就可以免去非禮的罪過。還可以進一步設想一下：如果由董狐把這件事記載到史冊裡去，許穆夫人那些「非禮」言行的本身很可能就會被完全抹去的。

而另一方面，祭仲也好，許穆夫人也罷，是否真的知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要藉助這些故事以闡明知權之義。乃至魯隱公是否真有讓國之心，齊襄公是否真有復仇之意，宋襄公是否真能行仁義之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藉此來闡發讓國、復仇與仁義的義理，這就是公羊家的「《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春秋》因此而成為一部寓言之書，史實的真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其中所要闡明的義理，如皮錫瑞所謂：「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止是借當時之事作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1391其理論依據就是孔子所說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392如此，則考據精當、邏輯自洽反而屬於章句小道，如馮班稱道漢儒：「漢儒釋經不必盡合，然斷大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1393

如果在「原心定罪」、「借事明義」與「有用之學」的經學背景下再來考察鄭伯之克段，能否把事情說得圓倒在其次，關鍵是要闡釋出「正確」的政治哲學。再看杜預，他認為叔段明明是出奔而《春秋》書之為「克」，是孔子特意更改舊史，用這個殺氣騰騰的「克」字表現鄭伯的殺弟之心。應該可以這樣理解：所謂「鄭伯克段於鄢」其實就是「鄭伯殺段於鄢」，就像明明是趙穿弒君，董狐卻記作趙盾弒君一樣，並不是描述事實，而是誅心以示大義。

經學要講的是政治正確，為了這個高尚的目的可以罔顧事實。所以，「鄭伯克段於鄢」的經學涵義就是：鄭莊公這個不稱職的哥哥殺了叔段這個不稱職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