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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問者為什麼要這樣問，因為這個問題背後還有著這樣一個理論背景，即《春秋》在書寫體例上，如果國君被弒而弒君者並未受到懲治，對國君便不書葬，以此來譴責國中沒有稱職的臣子能為國君復仇；弒君者也不會再在《春秋》後文中出現，以此來表達對弒君者的態度，即拿他當死人對待，認為這種人該死。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問者才會覺得疑惑：《春秋》已經在宣公二年記載了趙盾弒君，為什麼在四年之後的宣公六年趙盾又在《春秋》當中出現了？

如果趙盾當真有心弒君，那他就是弒君之賊，在《春秋·宣公二年》之後絕對不該再有出現，那麼，既然他又在宣公六年裡出現了，是不是說明《春秋》不把他當作弒君者來對待？

《公羊傳》沒能很好地解答這個問題，董仲舒後來在《春秋繁露·玉英》裡花了極大的氣力來彌合經文中的這一矛盾。

首先，董仲舒雖是公羊學的大家，卻反駁了《公羊傳》的這段解經之辭。《公羊傳》是借問者之疑而揭示事實真相，說晉靈公其實不是被趙盾殺的。董認為，如果這樣解經，《春秋》的義理就混亂不清了。

董仲舒以屬辭比事的方式，對比《春秋》裡的另一件著名疑案「許世子進藥」，1380探究趙盾的心理動機，認為他首先不是亂臣賊子那類人，再者，他在得知史官把自己記作弒君兇手之後高聲喊冤，那情緒也不像是裝出來的。趙盾被牽累為參與弒君之謀劃，錯就錯在國君被弒的時候他沒有逃出國境，回來之後也沒有懲治兇手。道義上講，臣子有義務去懲治弒君的兇手，就像作兒子的在父親生病的時候有義務為父親嘗藥一樣（如許世子的案例）。作兒子的沒有嘗藥，所以被加上了弒父的罪名；作臣子的沒有懲治弒君的兇手，所以被加上了弒君的罪名，道理就在這裡。《春秋》以此來昭示天下：廢棄臣子之禮，罪過是如此之重。但畢竟許世子不是存心弒父，趙盾也不是存心弒君，所以《春秋》雖然加之惡名，卻並不聲討他們。

這一解釋，又生出了一個矛盾：《春秋》既加弒君之名於趙盾，對他卻不作聲討，這是為什麼？對許世子的罪過，《公羊傳》有過寬恕之辭，但要說寬恕趙盾，《經》、《傳》俱無明文，這是為什麼？

董仲舒解釋說：世風敗壞，道德崩潰，弒君篡逆時有發生，《春秋》矯枉則須過正，所以心有寬恕之意卻並不明說。

但問題還是存在：國君被弒時卿相在朝，這樣的事情是很多的，為什麼偏偏責備趙盾，況且晉靈公被弒的時候趙盾並沒有在朝？為什麼對大惡之人責備得輕，對小惡之人卻責備得重？

董仲舒解釋說：《春秋》之意，是使人們看到有難解的地方然後加以解說。趙盾賢能，人們都看見他的好處而看不到他的錯誤，所以《春秋》責備賢者，使人能夠因此而深思自省，能夠由此明白君臣之義、父子之道。所以趙盾過錯雖小，受的責備卻重。至於其他弒君之人，斗筲之民不足為道，起不到警世的作用。古書說過「輕為重，重為輕」，矯枉是需要過正的。1381

董仲舒這番話把《春秋》的經學特色表現得很明顯：寫趙盾弒君絕不是陳述一件事情，更不是褒貶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為世人樹標準。這就像韓愈在詩裡說的「《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1382所謂王法，是要存天下之公義，是對義而不對事，自然更不對人的。而新出現的問題是：董仲舒的這番索解也實在太過曲折了，也難怪他治《春秋》之學「三年不窺園」。1383義理雖然精深，事實如何又該如何判斷？

按照「原心」的標準，歐陽修原孔子之心，以為趙盾實弒其君，蘇軾懷疑趙盾作偽，暗中指使趙穿弒君。事關大義，論之者眾，但一直也沒有公認結論。資料只有這麼多，各種分析大多隻能基於推理。及至清代，推理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