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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對叔父遵行了「緩追逸賊，親親之道」的春秋大義，朱棣卻反過來「克」了自己的侄兒。——這就給經學家們出了一個老大的難題：《春秋》歷來是群經之中最為貼近時政的，一開篇還就是鄭伯克段，這和靖難之變如此相似，一不小心就會觸到當局的忌諱。

明代雖然經學消沉，但相關作品也不是全然沒有。我們可以看到賀仲軾的《春秋歸義》為克段一事提出了一個很有新意的解釋：叔段之罪重於莊公，但為什麼《春秋》獨獨歸罪於莊公？因為叔段雖然驕寵，也不過是一介貴弟，哪能有土地、甲兵？使他擁有土地、甲兵的是鄭莊公，這分明就是莊公自己養成了一個可克之段，然後再以武力克之。所以《春秋》才寫作「鄭伯克段」。骨肉之禍，聖人所不忍言，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有些非常的舉動，就像周公剪除管叔和蔡叔那樣。雖然叔段作得不對，但莊公也不能把自己的罪責推脫過去，《春秋》所記，是聖人權人倫之變，對莊公一言以誅之，給天下後世君主與藩王的兄弟之變作一垂法。姜氏請求把京邑封給叔段的時候，莊公並不拒絕；叔段擴張勢力、不服莊公管束的時候，莊公也不聞不問，直等到叔段將要攻鄭了，莊公才一舉伐之，這是把叔段的罪孽公之於世。所以，叔段雖奔共而無話可說，姜氏被放逐也無話可說，國人對鄭莊公的這些舉措也無話可說。等禍根都除掉了，莊公又假借潁考叔之言迎回了母親，人們但見這母子二人其樂融融，但莊公哪能因此就逃過首惡之誅？有人說莊公封叔段於京邑的時候未必就有殺弟之心，但君子的一言一行都應該看清後果。

賀仲軾接著舉了唐太宗的例子來作說明。我們知道唐太宗當初就是殺了親兄弟而即位的，他這麼作對不對？賀的說法是：大唐江山主要是由李世民打下來的，所以，高祖李淵登上帝位而李世民自己接班，這是定勢。高祖要立他為太子，他堅決推辭，這又是何居心？李世民堅決推辭，高祖自然要立李建成，而李世民又真能以藩王的身份臣服於李建成嗎？李世民自己錯失時機而不取太子之位，李建成又愚昧不明，不以太子之位相讓，這樣一來，禁門就算想不流血又怎麼可能？所以說，鄭莊公不該把京邑封給叔段卻封了，將來只能是殺弟的結局；唐太宗不該推辭太子之位卻辭了，將來也必然是殺兄的結局。1558

賀強調「定勢」之不可違，又舉玄武門之變的例子，我們可以很容易聯想到燕王與建文帝——燕王之所謂篡，難道也是定勢之不可違嗎？

玄武門之變是否真有這麼大的說服力？賀仲軾提到的諸如唐高祖李淵曾想立李世民為太子而被後者辭讓的事情雖然見於兩《唐書》的記載，卻頗受現代史家的質疑，甚至有人認為李淵「遵從了遊牧社會的習俗，有意讓兒子們透過競爭奪取皇位，他自己則儘量努力阻止這一過程出軌」。1559但我們不妨放下考據，只以古人的眼光假定以上史事完全屬實，那麼由此就可以推出那個「定勢」不可違的結論嗎？

賀仲軾的這個說法或是從《資治通鑑》就玄武門之變的一段「臣光曰」發展而來，1560當初司馬光推許唐太宗之功，貶低李建成之庸劣，但也得強調「立嫡以長，禮之正也」，而據《二程集》，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修到唐史的時候，曾就這個問題和程頤有過討論，程頤辨析《春秋》微言大義，把魏徵都批評了進去。1561

的確，理學家的道德標準總是更高一些，同樣這件事當初真德秀在《大學衍義》裡也曾引過，卻以理學正宗的身份推出了一個「天理」的結論：貞觀十年，唐太宗的幾個弟弟要動身去往各自的藩國，唐太宗為之送行，很傷感地說道：「兄弟之情，總願意常相共處，但以天下為重，不得不作分別。兒子沒了還能再生，兄弟沒了卻不能再得。」說著說著，便嗚咽流涕，不能自已。真德秀評論道：唐太宗這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