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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所謂&ldo;承平時代&rdo;，則更無人治可言。&ldo;人存政舉，人亡政息&rdo;的事情是有的。但舉也好，息也好，卻與個人的品質、才幹、魅力無關，也與政策本身的好壞無關，甚至與這個人的死活無關，而只與這個人的官位有關。如果是官（當然最好是皇帝），則無論蠢如劉禪，或者貪如嚴嵩，其政也舉；如果不是官，或被罷了官，則無論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舉與息，惟與官之存亡相聯絡。官存，則其政也舉；官罷，則其政也息。所以是&ldo;官治&rdo;，不是&ldo;人治&rdo;。

&ldo;官治&rdo;的依據就是&ldo;禮&rdo;。因為禮規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時也規定了高貴者代表著真理和道德，卑賤者則一定愚昧無知，時時都需要接受教育。這就叫&ldo;惟上智與下愚不移&rdo;。所以，一個人即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如果不是官，就等於什麼學問都沒有，什麼意見都不對。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總是一片頌揚：&ldo;皇上聖明。&rdo;長官的報告即便廢話連篇，上級的決定即便謬以千里，也一定要認真學習，貫徹執行。總之，皇帝總是聖明的，長官總是英明的，上級總是高明的‐‐&ldo;三明主義&rdo;。

顯然，官治就是禮治，而禮治則本之於德治。因為德治是一種&ldo;軟控制&rdo;，如無禮法和禮儀之具體化，就無法操作。可見禮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則是德與禮或德治與禮治的人格化。因此，官治也好，禮治也好，便都可以說是&ldo;以道德代法制&rdo;。

抽象地講，&ldo;以道德代法制&rdo;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確能代替的話。原始氏族社會就沒有法或法制，靠什麼來管理，來處理和維繫人際關係？靠道德，靠禮儀。中國古代社會的德治和禮治，其實就是從原始氏族社會繼承過來的。它既然在原始社會行之有效，就不能說在古代社會一定不可實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評說&ldo;以道德代法制&rdo;的是非對錯，而要問：第一，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要&ldo;以道德代法制&rdo;？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種什麼樣的道德？第三，這樣一種制度空間可行不可行？

這就要說文化了。

的確，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國文化的性質決定的。前面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群體意識。對於這樣一種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處理人際關係，維繫群體生存。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回為法制只能規定人們不準做什麼，不能規定人們必須做什麼。比如它只能規定不得傷害他人，卻不能規定必須熱愛他人；只能規定不得損害群體利益，卻不能規定必須為群體謀求利益。即便規定，也頂多隻能規定你出力，無法保證你盡心。對於處理人際關係，維繫群體團結，法制在許多方面都是無能為力的。比方說，一個人夠不夠意思，講不講交情，能不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有沒有為群體利益獻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卻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個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薩聖賢，這樣的社會，還需要法制來防範或者保護某個人嗎？

顯然，&ldo;以道德代法制&rdo;是否可行，關鍵在於有沒有呆能使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在這裡，重要的是&ldo;一個都不能少&rdo;。因為&ldo;千里之堤，潰於蟻穴&rdo;。有一個不道德的，就可能會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最後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誰能保證一個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沒有。至少目前沒有。所以，&ldo;以道德代法制&rdo;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