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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搬往豹房，不僅僅是為自己重新選擇了住所。他這麼做的含意在於，逃離或放棄了一種角色，逃離或放棄了禮法所加在這種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條、戒律、義務與規約；此外毫無疑問，也藉此徹底擺脫和跳出於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個個人歷史之外。當置身於乾清宮時，他是一個君王、一個兒子，也是一個丈夫，是活在這些軀殼之下而又並不如意的壓抑的魂靈，而一俟別宮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個，他彷彿靈魂出竅、羽化而飛升，一了百了，勝利大逃亡。

回過頭再來看正德與群臣的對抗，再來看那場政變，在正邪、善惡這類通常的歷史尺度之外，我們忽然發覺其間還存在著一點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個兒性情上的好惡與追求。那是什麼樣的好惡與追求呢？簡單一句話，他實在不堪、也不喜歡扮演皇帝這角色。劉健等反覆敦請於他的，無非就是像一個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樣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願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實非他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生下來就命中註定的；他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滿朝官員、還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說就拿皇帝應該承擔的一大堆責任、義務硬往他身上套，對他提出這樣那樣的希望、要求和限制。對此，他簡直煩透了。他想要怎樣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由著自個兒的性子去生活，愛好什麼就幹什麼，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兒就上哪兒，想搞什麼女人就搞什麼女人……從種種跡象來看，此人若生於尋常人家，不妨說倒是一位性情中人。可是，偏偏一不留神，他卻做了皇帝。皇帝這角色，講起來頂天立地，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大家只須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這角色對付得略像點樣子，真的大不易。

說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雖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歷來不少，不過到封建主義晚期，皇帝卻是越來越不好混了，因為這種制度愈來愈嚴密，也愈來愈刻板。比照秦漢至明清中國歷代君主的處境，我們明顯看見帝權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時，所受到的掣肘也更為深刻，表面上看帝權益發偉岸，實則做皇帝者的個人空間反倒愈見侷促‐‐‐事情就是這麼奇妙。明代皇帝，除去太祖、成祖、仁宗、宣宗這四位，其餘沒有不受&ldo;欺侮&rdo;的‐‐‐要麼深受重臣抑沮，要麼為宦官近幸所挾持。再來看代明掌國的清代，都道有史以來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髮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負重、終生氣鬱難舒……撇開外因不談，儒家倫理（理學）對君主的道義壓力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乃不爭的事實。總之，在明清兩代，留給像先前的漢成帝、漢元帝、隋煬帝這類艷世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後主李煜、宋徽宗這類風花雪月皇帝的空間，是大為萎縮了。皇帝與其自身體制之間的矛盾，反而加強和擴大。隋煬帝或宋徽宗盡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慮搬出宮去以換取&ldo;自由&rdo;，但朱厚照則不行；祖制、祖訓和家法這些無形大棒，暗中高懸在乾清宮寶座上方，隨時會被輔臣、言官、太后或別的什麼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別人不掄，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礙。

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26)

從公然棄乾清宮出走，並至死也不肯回來這一率性行為論，朱厚照的表現頗像&ldo;性情中人&rdo;，跟終於在大觀園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賈寶玉，有相似之處。但我們應該不加耽擱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絕或急欲擺脫的，乃是做皇帝的義務、責任和規約，絕不是皇帝的地位、權力和享受。他建造豹房，並以此將紫禁城取而代之，歸根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