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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 偽君子朱棣(20)

能不能正確對待歷史，是一個國家清明與否的主要標誌。因為歷史不單單是一個敘事問題，更是一個關係正義與倫理的問題。古人很早就意識到&ldo;以史為鑑&rdo;的道理，視歷史為一面客觀的、是非曲直一目瞭然的鏡子，民族和國家必須從不被歪曲的歷史中得到對益害的正確認識，才能把現實和未來的路走好。

忠實於歷史，是每個民族的道德底線之一。這道底線都崩潰了，其他可想而知。

所以朱棣從頭到尾，不僅僅是用武力推翻合法君主來了民意，也不僅僅是用粉飾造假來了歷史，他還了中國人文的一種健康精神！

這個影響最壞。永樂年間給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心態，蒙上長久的陰影。朱棣上臺後所屠殺的知識分子，都屬忠正一路。這些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知識分子中品質較好的一部分。本來，他們代表著國家正氣之所在，即便不能為己所用，至少應該給予很高的尊重才對。但朱棣沒有這雅量，他的邏輯是，你不肯低頭，我就把你的頭砍掉了事。然而，被斫傷的絕不僅是千百受難者的肉體，還有他們稟持的人格精神。正氣下降，邪氣自然上升。有詩詠當時風氣之壞：&ldo;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rdo;{66}不願同流合汙的正人君子，則選擇明哲保身之路，退出公共領域，甚至放棄儒生的身份以及功名之心，出現一種&ldo;亙古所無&rdo;的現象，&ldo;上自宰輔，下逮儒紳&rdo;，&ldo;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者&rdo;{67}。

朱元璋搞了那麼多文字獄，也沒把&ldo;士&rdo;氣搞到這個地步。洪武時期的文字獄，雖然野蠻而荒唐，卻並不針對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及其基本價值觀。朱元璋這個人，無知狹隘，但對儒家正統精神還是肯定和鼓勵的（除開孟子思想中&ldo;非君&rdo;的那一部分）。朱棣卻不同。朱棣打擊的，恰恰是從儒家倫理正派根源上來的理念和氣節。明初，這些理念和氣節，隨著外族異質文化統治的結束，正處於蓬勃向上的狀態，我們從洪武時期以宋濂為首的皇家教師團的大儒們身上，從以方孝孺為代表的建文殉難忠臣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知識分子正統價值觀和自信心呈現強勁復甦的趨勢，然而&ldo;靖難之役&rdo;後的一場殘酷，又將這趨勢摧折殆盡。

如何對待建文朝這段歷史，始終是明代意識形態難以隱去的痛。恢復原貌、回到真相的意志，也始終頑強地生存在人們的良心中，絲毫未因時間的流逝、記憶的遠去而褪色。威權可壓制正義於一時，卻不能左右真相於永遠。因為歷史是一種倫理力量，它有自己的是非標準，不會接受強權的擺布；在歷史與強權的對抗中，最後敗下陣的必為後者。

朱棣死去以後，主張為朱允炆本人和以方孝孺為代表的建文忠臣恢復名譽的呼聲逐漸抬頭，到了中晚明，更演變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ldo;重寫歷史&rdo;運動。當代學者楊艷秋對這個現象做了專門研究，並撰論文《明代建文史籍的編撰》{68}，其中指出：

關於明代建文史籍的數目，無人做過具體的統計，《明史&iddot;藝文志》史部雜史類著錄了二十種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雜史類十四種，傳記類六種；清人陳田編輯的《明詩記事》乙籤中提到了四十一種。若除去其中鄭曉的《吾學編》、何喬遠的《名山藏》、吳士奇的《皇明副書》、伊守衡的《史竊》、朱國禎的《史概》等五部綜合性的歷史著述，單記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中，建文史籍則多達五十九種，當然，這個數字遠遠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數目已相當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