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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奪其所恃&rdo;不僅可在軍事上做到有效地禦侮，而且也是在經濟上與洋人競勝，&ldo;分洋商之利&rdo;所必需。

鴉片戰爭後，列強憑藉特權傾銷商品，洋輪伴隨而至，旗昌、寶順、怡和等洋行的輪船航行於沿海和長江者，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驟增，奪我厚利的情況更為嚴重。以福建省為例，50年代中期，&ldo;各國船隻駛閩運茶者遽呈爭先恐後之狀&rdo;。到60年代中，福州運往其他口岸的貨物，已有三分之一改由洋船載運。從1861年到1866年，福州民船由59隻減到25隻，廈門由4q只減到17隻。這樣，在外輪劇增的傾擠下，中國&ldo;向以民船為業者，自知挽回無術，率多棄業改圖。&rdo;北方的情況較之南方更加嚴峻。牛莊運載豆石的沙船，由2000餘只減少到400‐500隻，向來運銷豆石、豆餅去東南各地的江、浙、閩、廣等地的帆船，資本虧折殆盡，以致船隻休閒，無力轉運，在船水手10餘萬人無以謀生。左宗棠對此有明顯的反應，他說：&ldo;自洋船準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甫，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定寖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闤闤蕭條，稅厘減色，富者變為窶人，遊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rdo;左宗棠從商業、民生、漕運幾個方面指陳了外國侵略者的洋輪威脅、摧殘了中國經濟生活，從而提出了中國自己設船廠製造輪船的緊迫性：&ldo;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rdo;從經濟上競勝說也是如此。總之一句話：&ldo;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rdo;無論從軍事或是從經濟方面說，&ldo;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為功。&rdo;

由上可見，專造輪船的馬尾船政局的創辦，固然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產物，也與左宗棠的主觀認識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所以敘述馬尾船政局必須稍談一下左宗棠的個人素養。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一字樸存，湖南湘陰人。道光壬辰（1832年）舉人。曾作塾師多年。就在他中舉後，考進士屢試不第而任塾師之際，正是外國資本主義加緊鴉片輸入，白銀外流，員生凋敝，清王朝內憂外患日益嚴重之時。嚴重的局勢極大地激發了左宗棠的愛國熱情。他深憂&ldo;夷禍&rdo;之來，在與人書中表達了&ldo;論戰守機宜&rdo;的抗敵方策，同時&ldo;益屏棄詞章之業，刻厲於學，……為輿地圖說，於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條列歷代兵事&rdo;，以為抵禦強寇作必要的準備工作。為什麼要在疆域沿革之外特地&ldo;條列歷代兵事&rdo;？左氏說，&ldo;蓋以地無常險，險無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rdo;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他看到英國資本主義以火輪兵船&ldo;數十艘之眾，牽制吾七省之兵&rdo;的&ldo;可慮&rdo;之事勢，提出&ldo;設造船之廠&rdo;製造火輪炮船的設想。他認為敵之所長在火炮輪船，能制其長，即可操勝券。這與林則徐、魏源所提&ldo;師夷長技以制夷&rdo;的方針不謀而合。因此，左宗棠說讀林公&ldo;前後各疏，與宗棠議論多有合者&rdo;，並非自負之言。

當然，左宗棠的設想，與林、魏的方針一樣，在頑固守舊以妥協求苟安的一批官僚反對下，只能成為泡影，所以左氏後來有&ldo;廿年事局如故&rdo;之嘆。20年後情況開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