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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亢堪稱北宋中葉的一代良將，其見識和膽魄為一般文臣出身的將帥所不及，其戰場表現又超過許多武官同輩，其事跡可謂足以傳世。但張亢卻屢遭彈劾、壓制，甚至一度身陷囹圄，晚年還頗受非議，仕途坎坷，至死未能顯達。

張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擊是與公使錢有關。公使錢是朝廷發給地方官的一筆經費，用以應酬宴請、饋贈及交通等等支出，實際上使用範圍有一定的模糊性，由官員們支配。慶曆二年十一月，張亢就任涇原經略安撫招討使兼渭州知州時，正是本路宋軍慘敗不久，人心惶惶。張亢為了彌補公使錢的不足，只得派手下牙吏從事販運盈利活動，增加經費收入，以犒賞部下，激勵鬥志。如《宋史》本傳所說：張亢輕財好施，凡宴請犒賞，常過於他人，&ldo;以此人樂為之用&rdo;。這原本屬於邊將傳統做法，以往宋太祖還特別給予邊將這方面的特權。不過，由於張亢與上司鄭戩意見不合，因此遭到鄭戩的報復，告發他濫用公使錢。監察御史梁堅乘機彈劾張亢營私謀利，進一步誇大成貪汙罪。因此，次年張亢與另一位情況類似的官員滕宗諒一度被收於邠州（今陝西彬縣）監獄。

參知政事范仲淹因深知前線情形和張亢為人，便主動為其擔保，指出只要沒有私吞盈利所得，就不為罪過，並稱自己與另一位統帥韓琦在前線同樣用公使錢接濟過部屬，要求將自己、韓琦與張亢一併治罪。在范仲淹的一再辯護下，張亢雖免牢獄之禍，卻仍不免貶官的處分，職務先降為並代州副都部署。數月後，再貶為更低階的鈐轄，官銜則由引進使降為四方館使，時間大約在慶曆四年（1044）初。公使錢事件對張亢造成很大的打擊和影響，從此仕途坎坷，也成為朝中有爭議的人物。

張亢遭到的第二次打擊與犒賞軍人有關。慶曆七年九月，重回重鎮渭州任職的張亢在犒賞部下時，對苛刻的計算辦法加以調整，有意優待軍人，陝西轉運使（主管民政財經的長官）便控告他擅自改變規定。正是冤家路窄，張亢以前曾指責過無能的夏竦，此時任最高軍政官‐‐樞密使，當然不願放過他，便公報私仇，興師問罪。不幸的是，昔日與張亢結怨的明鎬，此時正任中央最高財政長官‐‐三司使，控告材料肯定也到了明鎬的手裡。於是，張亢被連貶數級，更從渭州重鎮調到內地小郡的磁州（今河北磁縣）。時隔一月，御史宋禧大概受到當權者指使，又老話重提，繼續彈劾張亢公使錢舊案，使他又遭到貶責，官銜降為空頭的右領軍衛大將軍，出知壽州（今安徽鳳臺縣）。經過這樣的貶黜，張亢實際上被趕出軍門，失去了帶兵之權，遠離為之奮鬥的前線，成為內地普通地方官。

好在還有講公道的人。來年七月，新任的陝西轉運使上報朝廷說，經過調查發現以往張亢公使錢舊案純屬冤案，並無謀私取利之實，他這才得到平反。有意思的是，朝廷下詔將其右領軍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的身份轉為文職性的將作監，將作監是當日朝廷一個閒散部門，掛名長官並不就任，所以張亢被差遣到鄰近地方仍任知州。這次恢復文官頭銜，在時人眼裡顯然帶有安慰性質。

此後的十三年，張亢又幾度變換文武身份，但依舊徘徊於地方衙門。他又因薦舉官員失當受罰，被調任別州地方官。此事原委大致是：張亢的一位老同學大約有功名出身，卻多年無法出頭，他出於同情遂舉薦其為知縣。結果這位舊相識做官出事，張亢便受到牽連。然而，生性仗義的張亢並未介意，那位舊相識以後又來求他接濟，張亢不計前嫌，饋贈許多金帛。

經過多年困頓，張亢才逐漸恢復引進使、果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的原有武職官銜，改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也就是河北一路防區的副指揮官。任命剛下達，似乎又有人同情，接著再從引進使遷為客省使，這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