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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暴得大名不祥

胡適之所以能「暴得大名」，除了前面的論述，主要還有兩方面的原因。用唐德剛先生的話說，胡適是個「一輩子趕著『寫檄文』、『發宣言』、『貼標語』的忙人」。「趕著寫」三個字著實寫出了胡適趨時的形象。民初的中國，能趨時，就易得名；但也必須不斷地趨下去，一停下來，就要落伍。唐先生又說，胡適是個「標準的傳統士大夫」，而且是最合儒家原來面目之孔孟精義計程車大夫。[2]這也是有體會的確評。在新舊雜處的民國初年，孔家店表面上被打倒，但社會上一般人下意識中的行為準則大體還沒有太大變化。胡適這種在有意識的一面叫喊打倒孔家店，下意識的一面又是個「標準的傳統士大夫」的人，實際上最受社會歡迎。但要維持這一點也甚難。也就是說，如果胡適一旦不能趨時，或不能維持其新舊相容於一身的形象時，他所「暴得」之名也就可能很快失去。

前面說過，從社會的層面看，在民初的社會要能得名並且維持之，邊緣知識青年的追隨與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胡適起初的得意，很大程度便是因此輩的擁戴。由聽眾來決定立說者的興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市場規律」，本是民初中國要實行以多取勝的西方式民主的必然後果。對少數特立獨行的精英，能夠做到「保護」已是民主施行得最好的結果。胡適所直接瞭解的「西方」，恰是讀書人地位最高的美國（詳後），也是「大眾文化」興起之前的美國，而他接觸的美國人，又基本是中上層人，所以他受的民主洗禮，對於聽眾來選擇立說者這方面，體會並不深。他也不曾深究過，留美學生歸國者那時已不少，何以那些高官名流獨願意與他往還？在他自己，或者以為全憑個人的本事。這當然也不錯，沒有本事，何能到那一步。但聽眾的擁戴，恐怕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他之所以被既存上流社會所接受，就是因為「國人」已經承認他為「導師」，正是這「國人導師」的地位，使他可以在飯桌上指斥現任內閣總理。

所以，邊緣知識青年的擁戴與否，對胡適的名與位都是有直接影響的。這一點，他只是部分地認識到了。且任何人的精力都是個實數，多用於此，必少用於彼。胡適涉及的面太廣，不能完全照顧邊緣知識青年；他少年時養成的防守心態又使他不得不與各方面周旋；隨著胡適自己年齡的增長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他以前流落異鄉連吃飯也無保障的青少年經歷漸淡，而與各種高官名流的應酬交往日多，更加沒有多少時間專為知識青年說法，疏遠是不可避免的。這也為胡適維持自己的名聲增加了困難。

幾十年來，胡適好名已成固定認知，論者比比皆是，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胡適許多所為，也不僅僅是好名，有時還有為公眾維持一個正面形象的深意。他曾說過：「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謂『公人』（public a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3]胡適以少年而「暴得大名」，成為士林領袖，社會的壓力極大，對此他深有體會。1923年6月，胡適在杭州養病期間，撰有《一師毒案感言》，肯定「暴得大名，不祥」的古訓很有道理。因為名譽就是社會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責備也愈嚴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來，受的責備比常人更多更大。」頗嘆「盛名之不易處」。[4]這是胡適的甘苦之言，但也說明，他維護自己的名譽也有為社會考慮的一面。

胡適好名之心確實超過一般人，也最能體會少年得志者愛惜羽毛的心態。他曾對唐德剛先生說起梁啟超成名太早，知道別人會收集他的字，所以連個小紙條也不亂寫。唐先生以為這是胡的夫子自道，信然。胡適一生基本堅持記日記，他後二十年的日記曾示唐先生以助其寫《胡適之傳》。後來哥倫比亞大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