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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以後，敵軍攻勢再度加強，中國軍隊氣力不支，被迫由戰略進攻轉入頑強的守衛戰。

就在淞滬戰場炮火連天之時，蔣介石於指揮作戰的空隙，專門召見胡適、傅斯年、錢端升等人，就胡適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進行國民外交。眾人皆認為胡氏此次出使定對國民政府抗戰有所補益。但此時的胡適卻顧慮重重，表示不能從命。

自1931年&ldo;九一八&rdo;事變之後，戰爭局勢日見迫近，與日寇是戰是和的問題也突兀地呈現在中國政府和人民面前。當此之時，主戰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鬧鬧，難分主次。在諸多嘈雜紛繁的宏論中，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也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遠不能與日本抗衡，中國應當想方設法避戰&ldo;忍痛求和&rdo;，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兩國之間的懸案，以謀求十年的和平。同時警告政府當局&ldo;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rdo;[32]按胡適的設想，在這和平的十年中，中國全力發展現代軍事工業，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國的企圖。

因胡適在學術文化界以及青年人心目中的崇高聲望，其聲遠播，觀點分外引人注意，但這個聲音受到了許多人特別是大學生們的指斥。隨著日本軍隊步步緊逼，華北告急，抗日救亡運動一天比一天高漲，此時的胡適仍堅持他青年時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讀書時的易卜生主義，號召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之時就愈應冷靜，也愈應把握時機努力追求知識，即易卜生所說：&ldo;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rdo;，以為將來救國的憑藉。為此，胡適受到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一片惡毒的咒罵。一位叫做李祖蔭的北大學生，在許多年後回憶1934年秋季於北大三院禮堂召開的全校師生大會時說：那天天氣晴朗，出席人數相當多，&ldo;蔣夢麟主持大會，講了一段法國&l;最後一課&r;的故事，作為開場白。主要目的是勸同學安心讀書，不要過問國事。同學還剋制忍耐，讓他從容說完。他隨即宣佈請胡適先生講演，聲音甫畢，在靜寂中突然一聲，有如霹靂，噓聲四起，加上喧譁，經久不息。當時我站在講臺旁邊，眼見胡適在臺上面紅脖子粗，他說一句，噓聲一陣，我只聽見&l;打仗三日就亡國&r;的謬論，餘多聽不清楚。胡適身穿古銅色綢長袍，圍灰絨圍巾，雙手握之，左右急劇飛舞，想壓下這場想也想不到的下馬威。只聽他說：&l;你們不是北大的學生，北京大學的學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學生應該站起來保護&l;真理&r;。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轟轟然憤怒之聲、叫罵之聲，越來越厲害，胡適不得不從講臺上下來，抱頭而去。從此以後，胡適就很少在北京大學公開場合裡露面了。&rdo;[33]

儘管遭到自己的學生唾罵，但胡適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堅持暫時不能與日本開戰，必須有一個較長的預備階段之後方可言戰。後來據胡適自己說，這個觀點的形成與他在1933年春與蔣介石的一次談話有關。在這次為時兩點鐘的談話中，蔣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預料：&ldo;我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所傳攻熱河不過是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的多的多！&rdo;當胡適問到中國軍隊能否抵抗時，蔣介石謂需要三個月預備期。當問及三個月後能否開戰時，蔣答：&ldo;近代式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rdo;僅此而已。

按照胡適的理解：&ldo;其實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rdo;[34]

摸到了底牌的胡適於1935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