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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胡適向蔣介石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ldo;滿洲國&rdo;，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ldo;懸案&rdo;，換取東亞長期和平。[37]

8月6日，胡適再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書面建議，著重提出三條：1、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2、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3、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38]按照胡適的設想，透過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間維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適與一切鼓吹和平者預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強硬姿態和軍隊步步進逼的凌厲殺氣，最終導致和平之路斷絕，中國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舉國抗戰的兇險之路。

淞滬抗戰爆發後，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事持續一個多月仍呈膠著狀態，全國軍民士氣有增無減。面對如此悲壯慘烈的戰爭場面和中國軍隊寧死不屈的精神，胡適在大受感動的同時，心境為之改觀，認為中國守軍不是想像的那樣糟糕，在國家存亡的緊急關頭，還是以民族大義為重，是可戰的。而日本小鬼子並不是打不垮、壓不毀、煮不爛的銅豌豆。受此形勢和情緒影響，胡適思想隨之轉彎。又聽說此前在五四運動中，躲在趙家樓被傅斯年等學生一把火燒出來的親日分子曹汝霖，也應邀上了廬山參加會議並表示今日中國非與日本拼一場不可了。[39]

連一個被國人指斥為漢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見中國面臨的處境和人心向背。經過一番思考斟酌，胡適乃徹底拋棄原有的觀點，明確表示支援蔣介石的抗戰政策，並產生了&ldo;和比戰難百倍&rdo;的新觀點。鑑於胡在美國知識文化階層中的聲望，蔣介石遂產生讓胡適到美國以非正式外交使節的身份疏通國際關係，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同情與支援的戰略構想。但此時的胡適覺得在這個關鍵時刻冒然出國，會招致自己貪生怕死的非議，又不知道出去後&ldo;能做些什麼&rdo;，遂極度情緒化地謝絕使命，並說：目前&ldo;戰爭已經很急，我不願離開南京，我願與南京共存亡。&rdo;[40]

胡適的堅持使眾官僚很是為難，在蔣介石親自出面勸說無效的情形下，蔣讓傅斯年單獨與胡適交談，力促其出洋為國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來苦勸，但胡適仍不答應。最後，傅斯年於焦急中流著眼淚說：&ldo;要說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為了抗日……&rdo;聽到這裡，胡適深為所動，同樣流下了熱淚，遂以&ldo;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我不敢推辭&rdo;為由答應赴美。

同年9月8日，胡適以學者身份離開即將進行一場血戰的南京，由武漢轉赴歐美。臨行前，對前來送別的汪精衛、高宗武、陶希聖等主和派幹將們清楚地表明：&ldo;我的態度全變了。我從此走上了&l;和比戰難百倍&r;的見解。&rdo;[41]並勸對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觀，我們八月初做的&ldo;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rdo;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瞭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穫。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在當天的日記中，胡適這樣寫道：&ldo;晚上八點半，正料理上船，空襲警報又起了，有翁詠霓、陳佈雷、孟真、枚蓀、之椿、慰慈諸人和我們父子兩人同坐在黑暗中靜候到&l;解除&r;的笛聲‐‐我獨自走到外邊，坐在星光下，聽空中我們的飛機往來，心裡真有點捨不得離開這個有許多朋友的首都。&rdo;[42]

儘管胡適捨不得離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