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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上的好文章在政治鬥爭中有時會是一著壞棋。這篇《朋黨論》一是觸犯了人主的忌諱，任何皇帝都不會鼓勵臣下公開結黨威脅皇權；二是觸犯了被劃在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員，按照歐陽修的觀點，不是君子之&ldo;真朋&rdo;，就是小人之&ldo;偽朋&rdo;，這樣，改革派就在無意之中為自己樹立了一個龐大的反對派。正如南宋呂中所說：&ldo;君子小人之實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則小人者豈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小人為邪，則小人亦指正人為邪。&rdo;這樣，黨爭就不可避免。

在反對派中，夏竦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前文提到，他原先是被仁宗任命為樞密使的，王拱辰率領包括餘靖和歐陽修在內的臺諫官先後上了十一疏，拱辰甚至拉著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變任命（由此也可見王拱辰最初與改革派並無成見），仁宗才改命杜衍。從到手的樞相到改判亳州，對夏竦來說當然是奇恥大辱。這事令支援范仲淹的國子監直講石介異常振奮，寫了一篇流傳一時的《慶曆聖德頌》，文中明確把仁宗起用改革派稱為&ldo;眾賢之進&rdo;，而把夏竦灰溜溜的與樞密使無緣說成是&ldo;大奸之去&rdo;。

夏竦的反擊就是從石介入手的。慶曆四年，他唆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筆跡，篡改了石介給富弼的一封信，將&ldo;行伊、周之事&rdo;改為&ldo;行伊、霍之事&rdo;。伊指伊尹，周指周公，都是古代輔佐天子的賢臣；霍指霍光，他是西漢廢立國君的權臣。此事傳出，范仲淹與富弼都心不自安，請求出朝巡邊。六月，范仲淹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富弼也出為河北宣撫使，慶曆新政陷入僵局。

九月，仁宗罷了晏殊的相位，杜衍升任宰相。晏殊與新政集團保持著距離，但他是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薦者，又是富弼的泰山，人們容易把他的罷相與新政派的失勢聯絡起來。與此同時，仁宗任命陳執中為參知政事，新政派的諫官蔡襄和孫甫上奏說他剛愎不學，仁宗硬是把陳執中從外地召入朝中。蔡襄和孫甫見轟不走陳執中，便自求外放，仁宗同意，改革派至此喪失了與反對派較量的喉舌，臺諫官清一色都是反對派。這時，改革派的領袖與骨幹幾乎都已經被排擠出朝，但反對派還是要把范仲淹的追隨者從館閣中清除出去。

當時京師官署每年春秋都舉行賽神會，同時置辦酒宴，同僚歡飲。這年監進奏院蘇舜欽發起進奏院的秋賽宴會，與會者王洙、刁約、王益柔、江休復、宋敏求等十來人都是范仲淹引薦的一時才俊，酒酣耳熱，王益柔在即席所賦的《傲歌》中吟出了&ldo;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rdo;的詩句。王拱辰打聽到這事，立即讓監察御史劉元瑜彈劾蘇舜欽和王益柔誹謗周、孔，並犯有大不敬之罪，要求處以極刑。仁宗連夜派宦官逮捕了全部與會者，令開封府嚴加審訊。後經韓琦等反對，才從輕發落，蘇舜欽永不敘用，其他人受降官處分。王拱辰高興得聲稱：&ldo;被我一網打盡了！&rdo;

十一月，仁宗頒詔強調&ldo;至治之世，不為朋黨&rdo;，不點名的批評有人&ldo;陰招賄賂，陽託薦賢&rdo;。范仲淹一見到詔書，就上表自求罷政。慶曆五年正月，仁宗免去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讓他出知邠州，富弼也同時罷政，出知鄆州。二十天後，杜衍罷相，指責他&ldo;頗彰朋比之風&rdo;，把他視為新政朋黨的總後臺。韓琦上書指出不應輕易罷黜富弼，三月，他也被仁宗罷去了樞密副使之職。至此，新政派被悉數趕出了朝廷。在此前後，新政所退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幾乎全部廢罷。

宋代後來的學者批評仁宗對慶曆新政&ldo;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rdo;，並對其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