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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戰略分析是正確的，但執行起來，就牽涉到宋軍的人才與素質。但神宗顯然大受鼓舞，任命王韶為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司馬光、富弼等老臣紛紛上書，認為內政還沒有做好，貿然發動戰爭是很危險的。但王安石卻鼓勵神宗時不可失。

熙寧四年，神宗設立洮河安撫司，任命王韶為長官，開始經略河湟。次年，王韶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招撫吐蕃部落三十餘萬人，拓地二千餘裡。神宗升鎮洮軍為熙州（今甘肅臨洮），設立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使，歷史上把王韶經營河湟的活動成為熙河開邊。王韶的成功把神宗的夢想再次啟用，對西夏用兵已勢在必行。

元豐四年（1081年），西夏梁太后反對夏惠宗欲將河、洮等州黃河以南的土地還給宋朝，囚禁了惠宗。鄜延副總管種諤上書神宗以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倘若西夏被遼朝趁機攻取，必為中國的大患。神宗召見了他，他指陳箸劃之餘大言道：&ldo;夏國無人，秉常（夏惠宗名）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rdo;神宗便定議攻夏。

知樞密院孫固和同知樞密院呂公著反對輕率舉兵，並提出一個尖銳的實質性問題，誰是合適的主帥？神宗說：&ldo;朕已屬李憲。&rdo;孫固以為，由宦官李憲擔任主帥是十分錯誤的決定。但神宗固執己見，七月，命李憲為主帥，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環慶路，劉昌祚出涇原路，受高遵裕節制；王中正出河東路，種諤出鄜延路，受王中正節制；五路並進，會師靈州（今寧夏青銅峽東），進而消滅西夏。五路將領中，李憲與王中正是宦官，高遵裕是外戚（神宗的外叔祖），都根本不是將才。

宋軍從八月開始行動。種諤率軍九萬餘攻克米脂城，挾功上奏要求不再受節制，進兵至石州（今陝西橫山東北），已是十月，軍糧不繼，又遇大雪，將士不耐饑寒，凍餓死者十至二三，大軍潰散，生還入塞者僅三萬。王中正率部渡無定河北行，這支軍隊最無紀律，也無戰功，入宥州（今內蒙古烏審旗西南）濫殺無辜，縱火焚城，糧草也完全斷絕，死亡達二萬餘人，已經潰不成軍。

高遵裕率部近九萬，十月兵不血刃進抵韋州（今寧夏同心東北），也因糧草不繼而紮營旱海等待接濟。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在宋夏邊境擊退西夏三萬兵馬的阻擊，十一月先於高遵裕兵進逼靈州城下，前鋒幾乎奪門而入。但高遵裕忌功，傳令他不許乘勝攻城，致使坐失戰機。其後，高遵裕指揮圍城達十八日，卻久攻不下。西夏軍一邊決黃河水倒灌宋營，一邊派兵斷絕了宋軍的糧道。大批宋軍凍溺而死，生還者僅一萬三千餘人。

李憲率軍十餘萬，九月收復蘭州古城，便遲遲不願進軍，到十一月才進抵天都山（在今寧夏海原境），這時高遵裕、劉昌祚已經戰敗，他接詔回師。

神宗對靈州之役寄予厚望，中夜聽到慘敗的訊息，起繞床榻環行，徹夜不能入寐，因此身染疾病。宋軍在這次戰役中倉促出征，麻痺輕敵，各自為戰，互相扯皮，既缺少一個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主帥，又在軍糧供應上嚴重脫節，失敗也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西夏軍實行堅壁清野、縱敵深入的正確戰略，再捕捉戰機，斷敵糧運，終於取得靈州保衛戰的勝利。

戰後，神宗一方面悔恨不已，表示&ldo;不複議再舉事&rdo;；一方面卻姑息敗軍之將，只是貶了高遵裕、劉昌祚和王中正的官，卻斷然拒絕了要求處死李憲的上奏，還將其提升為涇原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宋軍在東北方向攻佔了軍事要鎮米脂等四寨，打通了北進橫山的要道，在西北方向則控制了蘭州，開拓了從腹背壓迫西夏的範圍，但換取這些戰果的代價未免太大。

實際上，神宗並不甘心靈州戰敗，他在醞釀更大規模的戰爭。元豐五年，鑑於西征時攻克西夏諸州而不能守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