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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次大變法的經濟內容，黃仁宇評論道：&ldo;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日世界裡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於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rdo;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必不可免的。

熙寧新法在軍事改革上的成效相當有限，以至有人說新政富國有術而強兵無力。軍隊素質低、戰鬥力差的弊病並未見有大的改變，否則就不會上演數十年後女貞鐵騎滅亡北宋的悲劇。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兵替代募兵也無法徹底實現，倒是主要用來控制民眾反抗，其影響也確實深遠，直到近現代還被反動專制政府奉為至寶。

在熙寧新政中，王安石與司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舊黨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論；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因而不能用改革派與守舊派來論定。熙寧變法的功過得失與是非成敗，是一個說不清的話題。至於經驗教訓也將是見仁見智的，但以下幾點還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王安石確有不凡的抱負與遠大的理想，他也明知改革&ldo;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rdo;，卻在變法實踐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了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十餘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社會各階層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的和物質的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第二，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即以雙方爭執最激烈的青苗法與免役法而言，舊黨多就執行效果言，新黨則多就立法本意言，立論也就大相逕庭。青苗法制定以後，徵求意見，蘇轍就認為：動機雖好，&ldo;出納之際，吏緣為奸&rdo;的問題難以解決。連神宗也承認青苗法&ldo;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rdo;。免役法執行結果則是&ldo;縱富強應役之人，徵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rdo;，也完全違背了初衷。

第三，用人不當，是熙寧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呂惠卿、曾布、章惇、呂嘉問、李定、鄧綰、蔡京等，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陸佃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賄賂，但變法派竟以&ldo;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rdo;，放縱新法執行中的腐敗。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最大的弊病，還是隻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於是，應該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變法派在後一層面上與反變法派相比，立即陷入劣勢，變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細說宋朝35：元豐改制

宋人與今人都有&ldo;熙豐新法&rdo;的說法，熙寧新政與元豐改制一脈相承，熙寧新法的絕大部分略作調整後仍在元豐年間繼續推行，因而這一說法大體不錯。但以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熙豐新法明顯可分為兩個階段。其前是以王安石為主導的，其後則完全由神宗來主持的。實際上在安石再相以後，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轉向，即所謂&ldo;意頗厭之，事多不從&rdo;。安石曾對人說神宗只要聽從他五分也就可以了，他察覺到自己已經失去&ldo;師臣&rdo;的待遇，這也是他再次辭相的重要原因。

接替王安石與韓絳為相的是吳充和王珪。吳充雖與安石是兒女親家，但對神宗好幾次數說新法的不便，神宗用他為相，一方面固然因吳充中立不黨，一方面也表明神宗在新法立場上的動搖和倒退。吳充請求神宗召回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等舊臣，司馬光聞訊十分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