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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賽義德&iddot;庫特卜和霍梅尼闡述的現代伊斯蘭主義，土耳其的諸多伊斯蘭政黨無意建立伊斯蘭教法至上抑或教法學家統治下的神權政體。內切梅廷&iddot;埃爾巴坎和雷賽普&iddot;埃爾多安均強調建立幸福的社會作為其最終目標，而完善選舉基礎上的民主制是實現其最終目標的手段和工具。諸多伊斯蘭政黨在經濟方面強調區別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伊斯蘭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主義的政府幹預，倡導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公正分配秩序。諸多伊斯蘭政黨指責世俗政黨使土耳其在政治上成為西方的僕從國，在經濟上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奴隸。與形形色色的世俗政黨相比，諸多伊斯蘭政黨不僅表現為濃厚的宗教色彩，更具有鮮明的階級傾向。諸多伊斯蘭政黨的社會基礎，在於弱勢和邊緣的社會群體。諸多伊斯蘭政黨的所謂激進性，根源於其社會基礎的邊緣性。宗教政黨與世俗政黨的消長，體現了民眾政治與精英政治的尖銳對立。

有學者認為，&ldo;從世界範圍看，擁護還是反對土耳其革命所確立的政教分離、世俗主義原則，事實上已成為區分進步與保守的重要標誌&rdo;。也有學者認為，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是世俗政權之&ldo;容忍乃至鼓勵的結果&rdo;。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從奧斯曼帝國時代教俗合一的政治模式，到凱末爾時代世俗政治的一元傾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伊斯蘭主義復興的歷史條件下宗教政治與世俗政治的抗爭，構成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程序的歷史軌跡。從伊斯蘭文化的復興到伊斯蘭政治的復興，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土耳其伊斯蘭主義復興的基本線索。現代化程序中政治層面的核心內容，無疑是民主政治挑戰極權政治。所謂伊斯蘭主義的興起和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濫觴，其實質並非回歸先知穆罕默德時代的社會秩序和重建早期伊斯蘭教的信仰體系，而是民眾藉助於宗教的形式質疑官方政策和挑戰現存政治秩序。20世紀70年代世俗政治的危機，導致80年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宗教化傾向。80年代宗教勢力的泛濫以及非世俗化的潮流，則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序呈同步的趨勢。換言之，世俗主義壟斷地位的不復存在和宗教勢力的擴大，成為政治多元化的產物和體現。由於世俗主義的膨脹與凱末爾時代的極權政治密切相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伊斯蘭主義的興起作為多黨制政治實踐的伴隨現象和政治自由化的邏輯結果，構成民眾廣泛政治參與和民主政治挑戰極權政治的外在形式。20世紀9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趨於高漲，伊斯蘭主義成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政治要素和政治力量。世俗政黨與伊斯蘭主義政黨的權力角逐，集中體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土耳其政治生活多元化與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歷史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土耳其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突出特徵在於明顯的溫和色彩，宗教政治與世俗政治並未表現為尖銳的對抗和激烈的衝突，尤其是沒有形成否定現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蘭政體的政治綱領。相反，宗教政黨與世俗政黨的廣泛合作，構成土耳其政黨政治與政治生活的明顯特徵。然而，土耳其的宗教反對派之所以&ldo;採取溫和的低姿態的方式，強調在不改變現行政治體制的前提下積極參與政治程序&rdo;，其原因並非&ldo;所面對的是一個得到大多數人民擁護的、以武裝力量為後盾的、強大的國家政權，力量對比懸殊&rdo;和&ldo;善於偽裝&rdo;。歷史經驗充分表明，統治模式決定反抗模式。伊朗巴列維國王時期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圍，無疑是導致宗教政治與世俗政治之間尖銳對立和激烈衝突的根源所在。相比之下，土耳其多黨制的政治體制和相對寬鬆的政治氛圍，決定了土耳其伊斯蘭主義和宗教政治的議會形式與溫和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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