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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內部最明顯的反抗象徵，是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iddot;華萊士（e wallace）。1964年，華萊士試圖取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但詹森輕而易舉地打敗了他。4年後，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表達了全國各地對民主黨懷有不滿情緒的白人的心聲‐‐這些人既有來自北方城市的，也有來自南方鄉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記者有關主導1968年競選議題的問題時，很好地表達了當時困擾美國白人的問題：

學校，那將是一個議題。到1968年秋，無論是在克利夫蘭，還是芝加哥、加里、聖路易斯，人們都將對於聯邦政府幹預地方學校厭倦至極，他們將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援我。人們不喜歡這種浪費孩子時間的做法；人們不喜歡別人來告訴他們為孩子選擇什麼樣的老師和學校；人們不喜歡學校用車穿過半個城市接送學生，只是為了求得&ldo;足夠的種族協調&rdo;……我將在1968年的選舉中給人們另一個大議題：法律和秩序。街頭犯罪。人們厭倦了林登&iddot;詹森及其周圍那批低能知識分子和理論家膽小無為的態度。人們厭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個令人遺憾、差勁、沒用的機構……人們將不會再容忍它……[8]

在1968年的選舉中，有大約135&ldo;這樣的人&rdo;投票支援他，從休伯特&iddot;漢弗萊（hubert huphrey）那裡吸引走足夠多的民主黨選票，從而使理察&iddot;尼克森贏得了選舉的勝利。然而，民主黨還在繼續往左發展。激進自由派之所以能夠在爭奪民主黨核心靈魂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主要原因在於黨章微妙的變化使得少數派得到了額外的代表席位。幾十年來控制該黨的愛爾蘭政府機構的政客、工會大佬、南方保守派，敗在了與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一夥人手下‐‐他們是反戰抗議者、女權主義者和環保人士。1972年，民主黨政治綱領的基本關注點是窮人、印第安人、身體殘疾者、智力遲鈍者、老人、婦女、兒童和退伍軍人的權利。這份政治綱領更多關注的是恢復憲法賦予獲釋犯的權利，而不是如何努力應對街頭暴力。[9]1972年，民主黨大會提名喬治&iddot;麥戈文（e cgovern）角逐總統，此時，時勢已與1964年詹森對決戈德華特時大不相同。改革主義已經變異為帶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進主義。1972年的民主黨大會上，有4/5的代表此前從未參加過民主黨大會。會場上到處是愣頭青（有兩個來自亞利桑那州的代表當選時還未滿18歲）。整個會議一片混亂：被提名人直到午後才想起發表演講，從而使民主黨喪失了電視觀眾。許多最重要的會議依然是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裡進行，但此時的煙味已完全變了。

此時，整個美國都亂套了。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掌握了調整經濟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貨膨脹和低失業，但&ldo;滯脹&rdo;攪亂了這一切。嚴重犯罪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卻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嚴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過高。與此同時，黑人婦女未婚先育的數字也在攀升，從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10]幾年前還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間似乎束手無策了。他們無力解決家庭破裂問題，只會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們無力解決犯罪率上升的問題，只會花更多的錢來進行罪犯改造和社會科學研究。權勢集團不斷失去大眾的支援。1965年，36的人認為法庭對待犯人&ldo;較嚴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