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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過去的時態。影象中的一切都是“現在”發生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所以電視節目中要特別用語言指出，我們現在看到的錄影是幾個月前錄製的。而且，和它的前輩——電報一樣，電視只需要播放這些零星的資訊，而不是收集和組織它們。卡萊爾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那麼好的預見性：　從電視媒介的角度來看，代表歷史的正是作為電視螢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娛樂業和形象政治的時代裡，政治話語不僅捨棄了思想，而且還捨棄了歷史。 斯澤斯拉夫·米洛什是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他在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儀式上發言時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是“拒絕記憶”，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經出版的書否認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進行過大屠殺，這樣的事實真是讓人觸目驚心。我覺得歷史學家卡爾·肖斯科的觀點非常切中要害，他說，現代人對於歷史已經變得漠不關心，因為歷史對他們來說沒有實用價值。換句話說，導致歷史消失的是人們事不關己的態度，而不是他們的固執和無知。電視業的業內人士比爾·莫耶斯的話更是一語道破天機，他說：“我擔心我的這個行業……推波助瀾地會使這個時代成為充滿遺忘症患者的焦慮時代……我們美國人似乎知道過去24小時裡發生的任何事情，而對過去60個世紀或60年裡發生的事情卻知之甚少。”【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紐約市猶太博物館舉行的全國猶太廣播檔案會議上的講話。】特倫斯·莫蘭認為，在一個本身結構就是偏向影象和片斷的媒介裡，我們註定要喪失歷史的視角。他說，沒有了連續性和語境，“零星破碎的資訊無法彙整合一個連貫而充滿智慧的整體”。【莫蘭，《1984年的政治：　這就是娛樂》，夏季刊，1984，第125頁。】我們不是拒絕記憶，我們也沒有認為歷史不值得記憶，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已經被改造得不會記憶了。如果記憶不僅僅是懷舊，那麼語境就應該成為記憶的基本條件——理論、洞察力、比喻——某種可以組織和明辨事實的東西。但是，影象和瞬間即逝的新聞無法提供給我們語境。鏡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麼衣服，它無法告訴我們昨天的情況。因為有了電視，我們便縱身躍入了一個與過去毫無關聯的現時世界。亨利·福特說：“歷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這麼說，他對印刷術的態度應該算是樂觀的。對他的這番高論，電源插頭的回答是：“歷史根本不存在。” 如果上述這些觀點還有幾分道理，那麼奧威爾的預測又錯了，至少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是這樣。他預見到歷史將消失，但他認為這是政府所為，是類似於“真理部”真理部：【　奧威爾所著《一九八四年》中的一個政府部門。——譯註】這樣的機構系統地毀滅對政府不利的史實和記錄。當然，這正是蘇聯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預測更接近事實：　歷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殘酷的手段，表面溫和的現代技術透過為民眾提供一種政治形象、瞬間快樂和安慰療法，能夠同樣有效地讓歷史銷聲匿跡，也許還更恆久，並且不會遭到任何反對。 我們應該藉助赫胥黎而不是奧威爾來理解電視和其他影象形式對於*國家的基礎所造成的威脅，更明確地說，是對資訊自由所造成的威脅。奧威爾認為政府會透過*裸的壓制來控制資訊的流動，特別是透過禁書的方式，他的猜測是非常合理的。他的這個預言同歷史完全吻合，因為只要書籍成為資訊交流的重要工具，那麼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它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涉和查禁。在古代中國，秦始皇下令銷燬孔子的《論語》。而奧維德被奧古斯都驅逐出羅馬，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寫了《愛的藝術》。即使是在崇尚優秀文化的雅典，人們在閱讀某些書籍時也難免膽戰心驚。在《論出版自由》一書中，彌爾頓【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英國偉大詩人，地位僅次於莎士比亞。以長詩《失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