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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竟然要去?”我驚奇地衝她喊。
“學校命令我們去,我不想多費口舌,那是白費力氣。”
“你去宣傳那些國庫券吧,我可什麼也不會做的。”
“我們上中學的時候也和你一樣,”熱妮婭平靜地反駁我,甚至語調裡摻了點兒諷刺。天,真是可惡,她們怎麼能說得這麼無關痛癢,“學校命令我們去”。心胸小到這種程度了!
哎,連受過正統教育的學生們都毫不羞愧地作踐自己的時候,你們還能對無知的農民和工人大眾有什麼指望?“我去是因為不想得罪誰。”熱妮婭又說了一句。哈!原來是害怕得罪他們。如果連學生都這麼說的話,你還能指望群眾怎麼說呢?
蘇聯人民被迫購買為支援五年計劃等特殊目的而發行的國庫券。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變相稅收,因為國庫券從未結清。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了一點點的現金兌換,並且償還數額僅為投資者40年前購買時付出的百分之一。那時候,大部分家庭只能將債券當作廢紙丟棄。
第一個五年計劃始於1928年,它是斯大林的經濟宣言,併為集體農莊強行制定沉重的農業產量定額,同時犧牲消費物資的生產而把重工業作為重點,以加快實現工業化。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於1933年。
很顯然,尼娜的姐姐們並不贊同她的政治觀點——她們按上面下達的命令辦,只是想活得輕鬆些,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們最終和尼娜一起難逃被定罪的命運。
1933年5月21日
最近,真是什麼事都不順心,樣樣都讓人生氣:熱妮婭和莉莉婭熱烈的討論和爭議啦,我們家對待政治的態度啦,還有現在無法忍受的整個社會體制。自己的情緒太差,每次家裡人問起我學校裡的事和考試考得怎麼樣的時候,我都沒好氣地回答。就想一個人待著。我發現,別人只要有一丁點兒想窺探我內心的意思,都會讓我覺得痛苦,難以忍受。我知道,自己在傷害每一個關心我的人,卻總是改不了。好吧,也不是改不了。說點兒什麼並不是難事,但是剛說完內心就會覺得困惑、彆扭……我的天快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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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4日
昨天,第一場考試我才得了個“良好”(伊琳娜也是)。我不覺得考得不好是我的錯——老師也有責任,她沒給我們足夠的時間和材料去準備,也沒講過什麼課。所以我沒有特別難過,雖然是這樣,心裡還是覺得不舒服,這是唯一一場沒法讓我高興回顧的考試。
昨天傍晚,媽媽和我在奶奶的房間裡坐了很久,等著爸爸回來。我很詫異地發現,在內心深處,我一點兒也不想他回來。這想法真讓人震驚。多可怕!太糟了!我一點兒都不明白,這樣的念頭怎麼會偷偷溜進了我的心裡。我平靜地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讀書,很清楚一旦爸爸回來了,這平靜就被打破了。我得被迫停下閱讀,勉強對他微笑,比這更糟的是,很有可能還得跟他聊聊我的近況。
爸爸大概是半夜回來的,就在我們差不多決定不再等他的時候。為了掩飾住自己的惱怒,我起身去了走廊。對話與問題開始了,爸爸告訴我們莫扎斯克挺不錯的,還讓我一放假就和他一起去。我當然同意了,但是……我暑假的計劃怎麼辦——我的夢想是不是永遠都實現不了了?聽爸爸說,他住的地方還不錯。鳥語花香,附近小溪潺潺,到處都有小樹林:樺樹、榛子樹、灌木叢——樹叢裡還有成百上千的夜鶯。
內務人民委員會將日記內容加了下劃線,是為了表明尼娜的父親在流放中的深夜探親是違法的。他們同時認為,考試取得“良好”(而不是優秀)的成績,並不是一個忠實的公民應該為之不愉快的事。
1933年5月25日
昨天起床的時候,腳還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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