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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上海灘靠賣文能買得起汽車的，唯畢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壇富翁當數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門之後，繼承了大筆遺產；徐則是大學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車的人。

北平時期，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大體為360元，所謂庚款教授多達450元。陳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還四處兼職，每月能掙上千塊。

民國初年，張元濟家的浴室裡已裝有煤氣熱水爐，點燃後20分鐘即熱。此外室內還裝了一個類似水汀（暖氣）的煤氣爐，便於冬天洗浴。張元濟規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

1934年，張元濟的女兒出嫁。她向家裡所提嫁妝僅傢俱就要四套，包括臥室、客廳、餐室和書房。此外還提出要冰箱和汽車兩大件。這在當年，是一筆相當大的開銷。而張元濟當時已退休，商務印書館兩年前因戰火遭巨創，張家家境遠不如前。父母為滿足女兒的心願，只能東拼西湊。張母連操心帶忙累，事後一病不起，不久即離世。

袁世凱的某個兒子在燕京大學唸書時，不住宿舍，公館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車去上學，傭人跟著，等在教室外，課間休息時，傭人要遞擦臉手巾、香片茶、三炮臺煙。

《羅曼羅蘭傳》的譯者鮑文蔚從法國留學回來後，在北平中法大學當教授，另在孔德學校兼課，月入300元上下。鮑家住兩個小院，共八間北房，兩間東房，兩間西房。家裡有客廳、書房、盥洗室、浴缸、廚子、女傭以及自己的包月車。書房裡四壁書架陳列著他從法國帶回來的上千種精美書籍。

老舍小時候家裡窮，小學畢業時，每人要交兩張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錢，後來賣了一個破箱子，老舍這才算畢了業。

上世紀30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灘附近，獨居。屋裡一目瞭然，一張木板床，被褥等不僅舊，而且髒和破。沒有書櫃，書都堆在一個破舊的架子上。屋裡有兩個箱子，一個是柳條的，幾近朽爛，另一個是鐵皮的，底和蓋竟然不是一回事。

楊丙辰在北大西語系任教時，每月領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員休息室的書桌前，一邊在一張紙上寫數字，一邊把錢分成幾份。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答：怕報假賬露了馬腳，必須先算清楚。又問他為什麼要報假賬，他再答：每月要給窮朋友一點錢，怕家裡太太知道了不高興，要找理由瞞哄過去。

《京報》老闆邵飄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國新聞記者乘私人汽車外出採訪的第一人，當時北洋政府的許多總長還只備馬車。他抽的煙是請菸草公司特製的，煙盒上印著“振青制用”的字樣。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教授之家的生活與清華北大時期已有天淵之別。教授夫人除了當家庭主婦，還得充當一些為餬口而為之的角色。聯大主要負責人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自蒸“定勝糕”賣，她後來回憶：“有人建議我們把爐子支在‘冠生園’門口現做現賣，我礙於月涵（梅貽琦字月涵）的面子，沒肯這樣做。賣糕時我穿著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儘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的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

吳晗曾回憶西南聯大時期的聞一多：“他住在鄉下史家營的時候，一家八口（連老女傭）光包飯就得要全部月薪的兩倍，時常有一頓沒一頓，時常是一大鍋清水白菜加白飯。敵機絕跡以後，搬進城，兼了昆華中學的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擔米，一點錢，加上刻圖章，勉強可以維持。”

1942年底，茅盾路過貴陽，去文通書局訪總編輯謝六逸，謝不在。茅盾從其同事處得悉，謝六逸在外兼職達五六個之多，每天要在馬路上奔波兩三個小時。以謝六逸的個性，是不喜歡多兜攬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斷其子女多，經濟狀況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處兼職，以養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謝到招待所回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