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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與外界聯絡，時常“通電”對國事表態，據說電報費每年可達上千銀元。再加上婚喪喜慶應酬費等等，總開支平均每月2000銀元左右。康有為55歲以後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間，每年花費不下兩萬銀元。

民國初年，蔣介石混跡上海灘，娶姚怡誠為側室，成天在外花天酒地。蔣家僱了一個廚子，一個當差，一個女傭，但工資常發不出來，他們的日常生活往往靠來客賞賜維持。許崇智每次去蔣宅，必賞茶包50元。此外又找一些朋友去打牌，由姚怡誠抽頭，平均分給三人用。蔣當時的朋友中，以張靜江最富有，是湖州南潯四大豪門之一。蔣在上海活動的經費及生活費，都仰仗張靜江供給。據說由蔣經手向張陸續支用的錢達十餘萬之多。

鄭伯昭是上海灘的大買辦，但生性吝嗇，就喜歡用算盤算賬，屬於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鄭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兩個兒子送到劍橋大學讀書，歸國時，從歐洲運回各式各樣的汽車，鄭家擱汽車的地方一度被人說成是汽車展廳。鄭本人也坐著當時最名貴的Rolls　Royce（勞斯萊斯）牌轎車。鄭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菸草公司舉行盛大宴會時，鄭的妻子有時也出席，帽飾上嵌著兩粒蠶豆大的鑽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發愣。鄭的兒子們還養著幾十條狼狗，僱專人做狗饅頭，每天要吃進去幾十斤牛肉，解放前夕，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飛機運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間，蔣經國在上海督導經濟。9月11日，蔣曾傳訊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匯數目。周答：“我個人沒有外匯，我從事金城銀行工作幾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處房地產及一些銀行股票外，個人向來不做外匯買賣，也不積存外匯，僅有美金三五千元。”

張伯駒的父親去世後，遺有50萬元的鹽業銀行股票。張將其中30萬元給天津家用，另20萬元留北平家用，他用這筆錢買了宋元字畫，以後又向鹽業銀行陸續透支40萬元收藏字畫。戰後，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張伯駒便很輕快地還上了這筆欠賬。

1934年1月11日，聞一多在一封寫給友人饒子離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個孩子的家庭已經夠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給家裡寄四十元，給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況更是一言難盡，我若不寄錢去，一家人就得餓飯——真正餓飯……總之我自己雖困難，守著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總算是一條生路。”

陳學昭1922年入上海愛國女學讀書，同學中不乏有錢人家的女兒，如一個京劇名角的兩個妹妹，大資本家虞洽卿的女兒等，她們上學放學，都是小汽車接送。

抗戰勝利後，作家黃谷柳到香港謀生，一家六口在九龍聯合道租了一間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擺了張床，沒有桌椅。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不時哭啼，黃根本無法寫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東安放的一個“神位”，剛好可以放下一個小板凳，黃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鄰居換了一個肥皂箱，黃就是在肥皂箱上寫成了名篇《蝦球傳》。

抗戰爆發後，戰火蔓延至豐子愷的家鄉，他被迫逃離剛落成不久的“緣緣堂”。後有信傳來緣緣堂已焚燬於戰火。豐子愷一家十餘口在逃難中互訴損失的家當。有人可惜衣櫥裡的許多衣服，有人可惜滿堂新置的傢俱。他的一個女兒說：大風琴和打字機最捨不得；另一個男孩說：鞦韆架和新買的腳踏車最肉痛。豐的妻子則掛念她房間裡的一箱墊錫器和一箱墊瓷器。

抗戰勝利後，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轅主任。一日，齊白石前來造訪，稱無米下鍋，無煤取火，請求救濟。李宗仁也無良策，只能從行營人員的配額中酌量撥出一部分給了齊白石。齊因此對李甚為感佩，認為李宗仁能禮賢下士。他特地畫了一幅壽桃，送給李宗仁夫婦。後來李定居美國，這幅畫一直掛在他的客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