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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能鸚鵡學舌般將那“青城訣”唸了一遍。除此之外,就是“眼花繚亂”。
不過有一點總算是弄明白了,那就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有兩大難題,一是“人往哪裡去”,二是“錢從哪兒來”。我們知道,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直接的動因就是要解決“三農”問題。“三農”成為問題,原因是城鄉二元結構,癥結則是地少人多,因此必須“精簡農民”。這才有了“三個集中”,包括“農用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也叫“土地向經營者集中”。土地向經營者集中以後,由於是規模經營,農民就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或者說,“富餘”出來了。這就有了第一個問題:“人往哪裡去?”這個問題解決得好,農民就是“解放”。解決得不好,弄出許多“務農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農民,那就是“富餘”,甚至是“多餘”。這就違背了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初衷。
於是就有了“農民向城鎮集中”,有了“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有了“以產業發展為支撐”,以及“以規劃為龍頭和基礎”和“以形成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機制為關鍵”,這些都是為了解決“人往哪裡去”的問題。人往哪裡去?不能留在農村,只能“向城鎮集中”。集中以後,要有出路,要有就業機會,就必須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因此要“以產業發展為支撐”。產業要發展,又有兩個條件,一是成本要降低,這就要“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二是競爭要公平,這就要“形成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機制”。不過,農民向城鎮集中也好,工業向園區集中也好,都必須做好規劃,所以要“以規劃為龍頭和基礎”。
但是說一千道一萬,做這些事都要錢,沒有錢那是萬萬不能的。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錢從哪兒來?”這事我請教過許多人,包括曾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現任大邑縣委書記的蔡亦如。蔡亦如幫我算過一筆具體的小賬。他說雙流縣文新花園成本是每平方米700元,農民只出500元,政府補貼200元。農民的錢從拆遷安置和青苗補償的費用裡來,問題不大。開發商也有10%的利潤,屬於微利,但是不打廣告,沒有風險,銷售成本和管理成本都低。這個方案的特點,是農民買得起,政府給得起,開發商也有利可圖。當然,一個縣政府,拿個幾千萬還是心痛。農民也可以請建築公司自己建,拿多少錢出來都是自己說了算,但規劃和監管是統一的。不過蔡亦如也承認,反正不管什麼模式都要錢。“錢從哪兒來”始終是個問題。
成都市委、市政府認為,解決“錢從哪兒來”的問題,主要還得靠市場。一方面是財政扶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市場化的機制,也就是在經濟上必須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必須要有一個融資平臺,能夠把資金籌進來,運轉好,又不給今後留過重的負擔,這就要點本事。具體地說,就是要“經營城市”。當然,城市本身是不可經營的,但城市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經營。比如打造一個公司,透過銀行來籌集資金,進行市場化運作,利用成都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以及人居環境的不斷改善和提升,把土地用起來,按照規劃來實施。將來土地升值了,賣出去,除了還貸甚至還可以再賺一點。只要形成這個機制,就可以良性迴圈。他們的想法大概就是這樣。我這人沒有經濟頭腦,算不過賬來。這套辦法是否可行,坦率地說弄不清楚,還是留給懂行的人討論吧!
其實,“錢”的事很不簡單。不但有“錢從哪兒來”的問題,還有“錢往哪裡去”的問題。所謂“錢往哪裡去”,一是用來幹什麼,是投資,還是揮霍,或者是進了私人的腰包?二是即便投資,也有一個決策是否正確的問題。這就又產生了兩個問題,即“錢怎麼用”和“錢怎麼管”。這兩個問題在基層又尤其重要。如果說高層(省、市)、中層(區、縣)主要考慮“錢從哪兒來”和“錢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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