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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郎，是一個表示俸祿等級的銜；“教授”才是實際職務，是州學或者縣學的主管官員。

此後，李綱的仕途呈緩緩上升之勢，徽宗對他似乎也很滿意。如果僅此而已的話，李綱在後來當一個十幾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兩件事，使得他的一生註定了不平靜：一是金軍入侵，二是他太敢說話。

在鎮江督學的兩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為愜意的時刻。他把老父親接到身邊奉養，沉醉於山川秀麗之中。這情形，有詩為證：“山川富佳致，足以為親娛。”（李綱《謁告迎奉詩》）

此後的五年間，李綱的官階不斷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國子正”（國子監的職員），後又短暫地擔任過監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禮樂的國家機關；少卿是副長官。拿到現在來說，是副部級的職務。應該說，李綱只用了五年工夫，就進入了帝國中樞機構的上層。

這期間，有一次李綱與他的父親恰巧於同一天被徽宗召見。徽宗注視李綱良久，慨嘆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榮耀啊！”

監察御史是“言職”，也就是負責糾風、提意見的官兒。李綱擔任這個職務後，接連提了幾條意見，就內侍（宦官）外派的問題、宰相喜歡任用幕僚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徽宗見他說話太沖，趕緊罷了他的言職，讓他幹別的去了。

這是他在政壇上初試啼聲，一切後面的大波瀾，現在暫時還看不到苗頭。可是，也許他心裡有預感。在這段時間裡，他在一首詩裡寫道：

契闊離親寧素願，

迂愚報國只丹心。

遠遊自是男兒事，

更把《離騷》細細尋。

（《吳江五首》）

像屈原那樣忠誠，又像屈原那樣被讒，這的確就是他未來仕途的不幸命運。

宣和元年，京師忽發大水，城西一帶淹得渺漫如江湖。災情嚴重，導致漕運不通。徽宗慌了，下詔令群臣獻策。眾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綱敢說真話。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講話而被貶（2）

他上奏說：災害不是沒來由的，必有其發生原因；防災雖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災之策。李綱分析，這次水災，是因為京西水利長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位，灌入京城。他認為，水利失修不單是個技術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當朝大佬不思國政，只知搬運花木竹石以取悅皇上，結怨民間，因此才引來了天災。

那麼如何治災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嚴守衛。”

這篇著名的奏疏，題目叫做《論水便宜六事奏狀》，當頭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災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要想救災的話，那些勞民傷財的花石綱，能省就應該省；各地凡是受災的，秋租應一併豁免；“水過之後，安置居民，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總之要安撫好老百姓。

對於翫忽職守的“水官”，李綱則提出，要“誅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

那時的當朝宰執，是蔡京。李綱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當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綱提的這個意見，等於一頭撞在了銅牆鐵壁上。

宋朝的高層政治運作，承襲的是唐制，國家大事由三省和樞密院（相當於國防部）議定，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出旨，門下省辦理。中書省和門下省如果認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駁回。聖旨下後，允許侍從大臣評論得失，也允許臺諫官員提出反對意見。

這種最高行政層面上的相互制約，是皇權體制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糾錯機制，也是避免*政治蛻化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線。

但是在蔡京執政期間，這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