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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貨物越界，派兵時刻瞭望，違者立即處死。如此只需半年時間，海賊的船隻無法修葺，自然朽爛，而且鄭軍人數雖然眾多，只要糧草不濟，自然瓦解，不需交戰即可困死鄭軍。同時，浙閩總督李率泰也上奏道：沿海各省應立下嚴令，不準許一隻船下海，違者立即處以重刑。

順治皇帝採納了這些建議，於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頒布了《禁海令》。嚴格禁止商民船隻私自入海，不允許用大陸的產品、貨物進行海上貿易，有違禁者，不論官民，俱行正法，貨物充公，違令者之財產獎給告發之人；負責執行該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緝，從重治罪；保甲不告發的，即行處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海；如有從海上登岸者，失職的防守官員以軍法從事，督撫議罪。

禁令雖嚴，但並沒有得到嚴格執行，仍不斷有人與鄭軍暗通線索，更有貪圖厚利者，繼續與鄭氏貿易往來，而當地的一些官吏也為利益所驅，常有監管不力之事發生。

而遷界之事在《清世祖實錄》中有詳細記載，順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清軍廈門戰役失利之後不久，浙江監察御史季振宜舊事重提，又上書分析征伐鄭軍的形勢，建議在禁海的基礎上實行遷界。他認為，東南之地本是天下最為富庶之地，全國的賦稅大半出於東南，但近年來由於鄭軍成為閩、浙、江南三省之重患，朝廷屢次用兵，以至各地飽受戰火蹂躪，民生凋敝。要想從根本上掃平鄭成功，朝廷須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造船，不習水戰的八旗子弟還須冒風波之險前去徵戰。因此，季振宜建議：閩、浙、江南等地應首先注重防禦，而後才行征剿之策。防禦之法應以斷絕鄭軍物資來源為主，福建的漳州、泉州、興化、福州，浙江的溫州、台州、寧波、杭州、嘉興，江南的崇明、江陰、通州、鎮江等處，應由督撫鎮、都統、章京等官員駐防，各率精兵，嚴密防守，可使三省之兵聲訊相通，互相支援，如此一來，鄭軍無處可補給，只能坐以待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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