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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黨政領導,一般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歷史功績。問題在於,在一個以富強的現代化為奮鬥目標的“趕超型”國度裡,由上至下的高度組織化是大勢所趨,要求一所大學單獨保持“自由”,事實上萬無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對於“自由”的超出現實可能的追求,結果往往帶來加倍的專制和摧殘。正如魯迅所說的進步三尺,反動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時,的確短時期形成“相容幷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經成為北大人嚮往的神話。但當時被蔡校長相容的各方,卻並不肯互相相容,甚至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所謂“相容”,實際上是靠蔡元培個人之力在維繫。也就是說,北大的短暫“自由”是由一個偉人的專制之力所造成。一旦偉人離去,那“自由”就無法延續。我同意蕭夏林說的“蔡元培在中國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位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巨人和聖人”。但是對於北京大學和中國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來說,不能把希望寄託在聖人的降臨上。這話並不是聞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讓給醜惡來開墾,看它造成個什麼世界!”而是說中國教育的問題並非是“領導不力”或“自由度不夠”。事實上在北大校園裡,師生們談論政治、議論領導,並沒有什麼大的顧忌。我認為“自由”二字是用不著去乞求、去“爭取”的,擁有自由精神的人,你無論身在何時何地,都是自由的。嚴重的現狀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數學生貴族不求學問之有無,一心鑽營“競選”,“創收”,學生們看待有的學生幹部猶如看待“黑社會”。有的教師或領導幹部明明對別人的專業所知甚淺,卻動不動橫加干涉,指鹿為馬,大搞文字獄,企圖以別人的災難來染紅自己的頂子。有的辦事部門官氣十足,對廣大師生百般刁難,二十幾年如一日。所有這些,與政府的知識分子政策,與科技興國戰略,明明是背道而馳的,然而幾萬北大人雖然看在眼裡憤在心中,卻沒有一個辦法來改造這種局面。極度混亂的管理,導致圖書館珍貴文物149件竟然被盜一年多才發現,導致法律系博導、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時被*打死。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亂管。其根源,我個人認為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太沒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領域一樣,核心是體制。這種無法無天的體制不改動,就是蔡元培復生也徒喚奈何。有的學生埋怨校長不夠權威,我倒想為校長們辯護一下,他們實際上是這個僵化體制的替罪羊。當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開除不合格的教員,而今日的校長恐怕是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後勤職工的。所以,就算我們再熱愛蔡元培,也應該問問自己,我們為蔡元培的降臨準備了什麼?事實上,當年蔡元培到達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學生中間已經興起了一種新的風氣,要求注重公德,反對獵取功名,提倡學以救國,反對老爺作風,這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個群眾基礎。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長提出要讓那些尸位素餐的教職員“下崗”,北大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和支援呢?
蔡元培的矛盾,說到底是一個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在軟弱的北洋政府無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時代,蔡元培以個人之勇對北大進行了理想化的改造。這次改造給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陰就發作。而蔡元培個人因為要捍衛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這意味著要捍衛理想就必須放棄對理想的實踐!我終於彷彿從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這一番悽苦。北大的歷史使命是為中國的振興做范蠡、做文種,它應該立志犧牲自己那種充滿文人氣的“自由”,起碼五十年不動搖。在現實苦難的承受中去一點點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這話講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啟示給我們的真諦。
不要盼望蔡元培,讓我們自己去打抱不平,儘管我們武藝不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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