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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中，我將提出兩個也許會引起爭議的結論：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經濟大崛起與其說是&ldo;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rdo;，倒不如說是兩千年經濟變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進，我們迄今仍有陷入歷史的閉環邏輯的危險;第二，中國經濟制度上的&ldo;結構性缺陷&rdo;，是一個&ldo;建設性結果&rdo;，它與維持千年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關係。

第一講　管仲變法：兩千多年前的&ldo;凱恩斯主義&rdo;

中國歷代的經濟變革，應從公元前8世紀的春秋說起。

春秋之前，只有&ldo;天下&rdo;，而沒有&ldo;國家&rdo;。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個諸侯國恪守秩序，相安無事，因此沒有任何求變的動機及慾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ldo;烽火戲諸侯&rdo;被犬戎殺死，西周終結。從此，天子權威喪失，各國開始火拼，爭強求富就成了新的時代主題，孔子稱之為&ldo;禮崩樂壞&rdo;，我們則視之為變革的發生。所謂國家，從來是血腥競爭的產物，這是舉世之公理。

從統治者的策略來說，兩千年的經濟變革以千年為界，切為兩截，從春秋時期到12世紀的北宋，變革是基於擴張的需求，而之後到18世紀初期的&ldo;康乾盛世&rdo;則以穩定為主題。及至近當代，從洋務運動到現今，則出現了救亡、擴張、穩定，再擴張、再穩定的多個主題變奏，這期間的反覆徘徊，值得我們細細體味。

春秋有&ldo;五霸&rdo;，首霸者為齊桓公，齊國之盛，正是第一場經濟大變革的結果。周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黃河中游，而齊國地處偏遠的膠州半島，很像改革開放之初的廣東、福建，地狹、濱海、遠離中央政治中心，齊國的開國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變法之初，屬邊遠小國。所以，自古以來，弱者就是變革的發動機。中國從第一次搞經濟變革開始就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觀唸的優先往往比資源的優先更重要。

特別有趣的是，齊桓公並不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詡有&ldo;三好&rdo;，好吃、好田、好色，輔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個戰場逃兵和很失敗的商人，曾經&ldo;三辱於市&rdo;。就是這樣的&ldo;三好先生&rdo;和失意商人，聯起手來，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場，也許是最成功的經濟大變革。

被嚴重誤讀的&ldo;士農工商&rdo;

在漫長的前工業時期，經濟治理的流派無非兩種，一個是重農主義，一個是重商主義。哈耶克認為，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9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國民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哲學家，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在中國，儒家孟子輕蔑地把商人稱為&ldo;賤丈夫&rdo;。10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管仲興齊，用的正是商人的辦法，司馬遷評論他的當國之道時曰：&ldo;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rdo;也就是說，管仲最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很有&ldo;企業家精神&rdo;。

管仲變法中有一項頗為後世熟知、引起最大誤讀的政策：&ldo;四民分業，士農工商&rdo;。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千戶，以此計算，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千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此外，在野的農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