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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的重新形成。

在這次改革中，透過國營企業體制&ldo;集中力量辦大事&rdo;的特徵也已然呈現。

以鹽鐵為例，在政府投資的驅動下，漢代鹽鐵產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據當代史家陳直等人的研究，漢初從事冶鐵業的人員起碼在五萬人以上，每處鐵官則平均多達一千人，在官營之前，國內最大的私營鐵器商的人員規模亦不過如此。56時人已經非常清晰地意識到，由政府投資的國營事業在規模化生產上比私人企業大很多，《鹽鐵論》記載：&ldo;政府把工匠召集起來開展生產，要錢有錢，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讓私人來經營，難免格局不大，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現在由政府統管鹽鐵事務，統一用途，平衡價格，官員們設立制度，工匠們各盡其職，自然就能生產出上好的商品來。&rdo;57在經濟思想史上，這是第一段論述規模化生產優勢的文字。

因為有了規模化的經營，西漢的冶鐵技術也得到了極大的改進和推廣，比如鑄鐵柔化處理技術和煉鋼技術，在西漢初年還沒有普及，但官營冶鐵後卻得到了迅速推廣，工藝也更為成熟。在當時的世界，漢人的鐵器製造技術是最為高超的，遠非周邊少數民族可以相比，《漢書》記載，匈奴與漢軍作戰，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擋一個漢軍，主要的原因正是前者的鐵製兵器比較落後。58漢武帝之所以能夠開疆拓土，無往不利，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變法的負面效應及爭論

武帝變法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也是顯著的。

自實體產業及流通被國家專控之後，&ldo;文景之治&rdo;所形成的民間經濟大繁榮的格局被徹底扼殺，漢朝再難出現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記載的那種大商巨賈，商品經濟從此趨於衰竭。

算緡令及告緡令的實行，更是導致了兩個後果：第一，社會財富被強迫&ldo;清零&rdo;，中產階層集體破產，工商動力喪失;第二，更嚴重的是，政府在這場運動中幾近&ldo;無賴&rdo;，對民間毫無契約精神，實質是政府信用的一次嚴重透支，從而造成社會財富觀唸的空前激盪，民眾的儲蓄和投資意識從此銳減，據《史記・平準書》記載：&ldo;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rdo;‐‐&ldo;民眾有好看的衣服馬上就穿，好吃的馬上吃掉，不再願意儲蓄投資。&rdo;其歷史性後果耐人尋味。

而國營事業在&ldo;辦大事&rdo;的同時，也體現出了與生俱來的劣質效率。各地鐵官監造出來的民用鐵器質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貴，還強令民眾購買，導致怨聲載道。

在知識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眾多反對者，其中最為激烈的，包括當世最著名的兩個知識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記》作者司馬遷。董仲舒是漢代儒學的奠基人物，他明確地反對國營化政策，認為應該使&ldo;鹽鐵皆歸於民&rdo;，他還提出享受政府俸祿的官員和貴族應該退出商界，不應該與民爭利。59司馬遷的經濟觀點與董仲舒近似，相對的，他對商人階層給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認可，稱那些大商人是&ldo;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rdo;，有不少史家甚至認定《平準書》和《貨殖列傳》實際上是司馬遷為了反對官營工商業政策而寫的兩篇專題論文。

從變法的長期執行效果看，到後期確乎出現了重大的政策後遺症。

因國營化政策而增加的財政收入，大多用於國防軍備，平民階層因此而得到的實惠少之又少，這再一次證明，在國家主義的政策之下，國強易得，民富難求。到武帝晚年，出現了&ldo;天下困弊，盜賊群起&rdo;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歲的漢武帝頒布《輪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