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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hadow，即女性亦打馬球（polo），吹奏小型樂曲，一到各種季節，宮女之作拔河戲者一次總有好幾千人，較之明清已現代化得多。難道這些人文的因素統是不該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階，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窮才人心舒暢？要是今日我們講歷史也仍因襲傳統的立場，如何能迎合時下的現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國史與世界史銜接？

可見得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未被提出：前人以為一切都是道德問題，而玄宗唐明皇節隆基一朝，則已產生了一個極為嚴重的技術問題。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祿山反叛之前一年，戶部統計全國共960多萬戶。這和初唐的三百多萬比較，當然有了顯著的進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紀初期，開始均田制，原則上加入版冊上的戶口，就國授田。不管是採登記的戶口原來已經領有的田土來算數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與的田土也好，下級政府向人民抽稅時就要保障他們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記的三百多萬戶之外，以後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652年，在安祿山叛變前約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戶十五萬，約佔當時登記戶數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講，則均田制、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縱有很多的缺陷，仍維持了一個相當容易掌握的下層機構。我們也可以想像從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國倚賴著以這簡單數學公式作主的間架性設計，將它的實際威權從一個基本核心的關隴區域和東部洛陽推廣到全國各地是一種經年累月緩而持重的運動。選舉制度提拔新人不計門戶，也要長時間之內才有功效，而唐朝創行所謂&ldo;銓敘&rdo;，有所謂&ldo;三銓三敘三唱而後擬官&rdo;的辦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畢。這尤其需要下層的民政和財政的事項簡單雷同，中樞才能將官職成批分派。所以與前述間架性設計配合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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